杲文川的博客

一个华国锋的故事

gaowenchuan — Thu, 21 August 2008 10:57:35 +0800

一个华国锋的故事

杲文川

我的北大荒荒友、工人日报特派记者范瑞先参加中共十三大会议报道回来后，给了我2个纪念封。一个是十三大的纪念封，一个是黄河漂流纪念封。范瑞先说他不集邮，黄漂纪念封很珍贵，就送给我了。因为黄漂纪念封上有黄漂全体队员的签名留念。就在这次黄漂过程中，有人遇难，因而那个纪念封就成为了那位黄漂勇士的最后绝笔。

我称谢之后，范瑞先又拿出一个纪念封，声明只是叫哥们儿看看，并不打算给我。那也是一个十三大的纪念封，不过，上面有华国锋同志的亲笔签名。接着范瑞先给我讲了这枚纪念封的来历。

十三大会议代表吃饭期间，范瑞先发现华国锋同志可能因糖尿病，一个人单独在一旁吃饭，于是走过去叫了一声“华主席”。华国锋听到站起来说：“不要叫华主席，叫‘老华’就可以。”落座后，华国锋主动说：“我们喝一杯啤酒吧。”喝完啤酒，范瑞先说：“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想请您在我的纪念封上签个字。”华国锋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当华国锋动手签字时，那里躲得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老记们，呼啦一下子来了30多个老记，记者们排队请华国锋签字，于是签字、握手、拍照，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潮。

范瑞先说：“这个封太珍贵了，我就不能给您了。”我看那个纪念封，华国锋同志的颜体字公正端庄，一丝不苟，字如其人，就像华国锋同志的为人和品德。这的确是一件珍品，我怎么能够夺人所爱呢。

纪念一代名将戚继光诞辰480周年

gaowenchuan — Wed, 23 July 2008 21:40:08 +0800

“一代名将——戚继光”纪念邮票首发式剪彩。（网上资料）

纪念一代名将戚继光诞辰480周年

杲文川

7月18日～20日，“第四届戚继光学术研讨会”在古代名将戚继光的家乡山东蓬莱市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高等院校、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地方志、文博单位和戚继光研究爱好者等30多位学者出席会议。

戚继光（1528～1588）是在火器出现、南倭北虏相继犯边，明朝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下出现的一位抗击外敌、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他不仅是一位百战百胜的军事指挥家，而且是一位军事训练专家和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明代的战略危机具有双重性，南倭北虏的客观现实对明代军事战略提出了严峻挑战，明代政治对策的失误和明中期卫所制以及骑兵的衰败，使南北危机日益加深。戚继光通过军事上改革创新，找到了应对南北危机的有效对策，其战略运筹的成功经验，不仅是宝贵的历史财富，更是对我们今天应对战略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戚继光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感到倭寇强悍，明军怯懦；倭寇人自为战，明军见敌即溃；倭寇技器精巧，明军手无素习之艺；倭寇善于坐持，明军无退兵之法；倭寇善于设伏，明军无防伏之技等现状，痛下决心，严格训练军纪严明、作战有方的戚家军。他慎重选将，要求将领智勇双全、将在兵先；他精选士兵，练技术、练阵法、练精神；他明法审令，以治为胜，以诚带兵，必信必果；他出征打仗，身先士卒，得到钱财，均分义让；他重视改进武器，以牌、筅、枪、钯4种兵器的组合对付倭寇的长刀，扬己所长，抑敌之优，使敌无计可施。东南沿海抗倭胜利后，戚继光被调到北方，对付善于马战的鞑靼骑兵，他注重建立车步骑混合编制的重兵集团，能攻能防，使敌人优势无法施展；他修建敌台、边墙，改善武器装备，使敌我态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致敌人16年不敢犯边，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戚继光将他多年募兵、练兵、练将、作战、筑堡、改进装备的经验加以总结，写成3本兵书，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宝库。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具有针对性、创造性和全面性，他既抓练兵，也抓练将，既重视培养人的素质，也重视改善武器装备，既注意军队建设，也注意改善防御设施。今天，研究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就是要让这些闪光的思想精华在今天军事变革的大潮中，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在国防建设中汲取更多的历史营养。

戚继光邮票2枚一套。

在学术会议期间，蓬莱市举行了隆重的“古代名将--戚继光”纪念邮票首发式暨主题邮票展开幕式。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总后勤部政委张文台上将，中国邮政集团副总经理冯新生，省政府省长助理周齐，中共烟台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春，总政直属工作部政委董吉顺少将，文化部产业司副司长李小磊，山东省邮政公司总经理陈必昌，原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秦江昌少将，原国防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刘春志少将，烟台市委常委、秘书长于爱军，烟台市委常委、烟台警备区政委田东流，烟台市政府副市长蔡国华，中共蓬莱市委书记刘炳国、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德信等出席仪式并剪彩。与此同时，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正式成立，并举行了挂牌仪式。与会代表参观了戚继光故居和有"京津门户"之称的蓬莱水城。对戚继光的为人、思想、功绩无比景仰。

戚继光邮票揭幕仪式，左为原总后勤部政委张文台上将。（网上资料）

忆23年前初识李致新、王勇峰

gaowenchuan — Sun, 06 July 2008 11:03:59 +0800

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峰。（网上资料）

忆23年前初识李致新、王勇峰

杲文川

5月8日北京祥云圣火成功登上珠峰，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和展示的一大亮点，我也是心情激动的关注者之一。

前几天，在一次学术活动中，我遇见了中国登山队此次奥运圣火攀登珠峰的顾问于良璞，我们的聊天自然会说到登山界的“双子星座”——李致新和王勇峰。

我认识李致新和王勇峰是23年前的1985年的8月份。那年6月18日，中日两国登山健儿征服喜马拉雅山脉西端最高一座山峰——纳木那尼峰。8月20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在东京会见我国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时说：“征服纳木那尼峰将载入中日友好史册。”中国登山队回到北京时，当时作为业余体育记者的我，第一时间来到天坛东南角的登山队临时住地采访。当我听说，登山队员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记有日记，就要来阅读。那时，李致新等还是地质大学的大学生，对我的采访十分热情，几个人的日记共有4万多字。那时我34岁，精力还算旺盛，一个晚上，就把大部分日记读完了。因为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中，他们的日记记得十分潦草，错字、不连贯、不清楚的疑点很多。第二天下班后，我又匆匆赶到登山队住地，与他们一边采访，一边逐个地方地校订、修改、补充日记，问了两三天，把由于忙、累而漏记的日记补充回忆出来。每天回到家简单扒进几口饭，就支开折叠桌，开始按时间顺序修改、整理、精炼登山队员的日记。我读着日记，被登山队员崇高的进取精神鼓舞，常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我将4万余字从中精选、压缩、精炼、修改成6400字的完整记录这次重大登山活动的日记体长篇通讯，心情一直处于亢奋之中。

那时，我的北京80中学同学侯秀芬（侯在80中是高一，我是初二，现在作家出版社任总编辑）在《北京晚报》负责一版的一个栏目，我打电话问她，她非常愿意在第一时间，作出这样的纵深报道。于是，我又跑到体委，联系、索要了几幅此次登山活动的照片，然后登自行车送往《北京晚报》。

从8月23日到8月27日，《北京晚报》在第一版连续5天刊登了经我整理的王勇峰、包德清、李致新3个人的11篇日记，宋志义、陈雷生的4幅照片。从24日即第二天起，晚报美编室的美编还给标题区配了描绘纳木那尼峰的题图，可见晚报是相当重视的。那时，纸质媒体的地位尤其是晚报，在群众的阅读面很大，当时《北京晚报》的发行量在数百万份，较好地宣传了我国的登山事业。同时，我还写成《冰雪之巅的考验——记攀登纳峰的工人运动员曹安、刘存生》，在《工人日报》刊出。

我整理的1985年《征服纳木那尼峰——登山队员王勇峰、包德清、李致新日记选摘》，写出的《冰雪之巅的考验——记攀登纳峰的工人运动员曹安、刘存生》6篇的剪报存档材料。杲文川摄

当年10月份，我国新疆登山队与美国高山俱乐部登山队征服木孜塔格峰。我及时采访，写出《无高不可攀——征服木孜塔格峰追记》《他给人勇气和力量——记王振华在登木孜塔格峰中的小故事》《勇闯险关的冰雪雄鹰——记锡伯族登山队员胡峰岭》《攀登者的后代——记邬前星》（1975年登珠峰牺牲的副政委邬宗岳的儿子）等文章，分别刊登在《体育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当代体育》杂志上。我还帮助中国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老英雄王富洲、贡布分别写出他们一生登山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瞬间的回忆文章，刊登在《体育博览》杂志上。

我写出《无高不可攀——征服木孜塔格峰追记》发表在《当代体育》杂志。

1988年，李致新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1988年，李致新、王勇峰共同登上了南极最高峰文森峰；1992年登上了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1993年，王勇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1995年，他们登上了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峰；1997年登上了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1998年登上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后来又登上了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从1988年到1999年，李致新、王勇峰以坚定的信念、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成为达到登山者最高境界的伟人。

珠峰奥运圣火传递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归来后发言。（网上资料）

如今，两人成了中国登山健将、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获得者，近年来，他们致力于中国民间登山运动的发展，策划、指挥和参与多次重大登山活动。李致新被选为中国登山协会常务副主席、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2005年连任2006～2008亚洲竞技攀登委员会主席，并担任此次珠峰火炬传递总指挥。王勇峰成为中国登山协会对外交流部主任，兼中国登山队队长，在此次珠峰圣火传递中，王勇峰带伤上珠峰，经6个小时的冲顶，已经45岁的队长王勇峰完成了第二棒的传递，再次成为我们民族的登山英雄、民族骄傲。我真为他们的不断进取、不断进步而高兴。

与黄炎培后人谈“诤友”

gaowenchuan — Wed, 02 July 2008 14:24:11 +0800

黄炎培先生女公子、88岁的致公党成员黄学潮老人。杲文川摄

与黄炎培后人谈“诤友”

杲文川

在名人俱乐部的活动中，88岁的致公党成员黄学潮女士侃侃而谈。会下，我找到这位慈祥的老人，她是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先生的女公子。

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做出过重要贡献。黄炎培生于1878年的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赴英国考察，同年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数十年间一直从事教育和社会活动。1921年被民国政府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曾参与起草1922年学制，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和筹办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一度任主席。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7月应邀访问延安。写成《延安归来》一书。至1949年前，先后又创办重庆中华职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校等。

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

黄炎培是毛泽东主席老师徐特立的老师，就是毛泽东的师爷。黄炎培亲笔给毛书信一百零几封。毛亲笔给黄书函60余封。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就向毛提不同见解方面而言，黄堪称是一位肯谏、敢谏的典型。黄常常被称作共产党人的“诤友”。
　　

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对黄提出的意见，有的听取，有的采纳，有的参考。例如现已披露的黄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名，关于江南文化景观（周庄）的保护等建议，毛都欣然接受。

我对黄学潮老人说，黄小同老师是我们北京80中学的老师。黄学潮老人告诉我，她母亲生了12个孩子，大排行黄小同老7，我是老10。在女孩子中，黄小同是我的二姐。由于是一母同胞，黄学潮与黄小同长得十分相象。我记起了“文革”中，红卫兵批斗老师、游斗的情景，黄小同也在其中。我因出身的问题，当老红卫兵没份儿，只是远远地望着，无可奈何。

因为，黄炎培教育有方，他的子孙也都十分出色。儿子中黄万里是我国著名水利学家。黄竞武清华大学毕业，去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获经济硕士学位。黄大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副理事长，我国著名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黄方毅获美国杜克大学硕士，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孙子黄孟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全国工商联主席。

黄学潮告诉我，哥哥黄万里1937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先后在四川、甘肃、东北从事水利建设。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他从黄河实际情况出发，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和设计，反对在三门峡修建大坝。1957年，因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针砭时弊，被打成右派。历经22年磨难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黄万里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后来有关部门向黄万里道歉，那有什么用，已经造成巨大损失啦。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不能堵塞言路，治理国家搞建设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有“诤友”是好事，听不同意见常常是不舒服的，但真理有时候就在少数人手里，听不得不同意见，最后犯下弥天大错的事情，古往今来可就多了去了。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就要广开言路，实行科学决策。而不要老子天下第一，明知有不同意见，偏要一意孤行、搞贻害子孙的所谓的政绩工程、做表面文章。这样最终会遭到千夫所指、人们唾弃的。

您想了解75年前汶川地震情况吗？

gaowenchuan — Tue, 01 July 2008 09:16:08 +0800

汶川一带75年前大震回顾 (转）

近代史所江绍贞

当5月12日得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难时，就联想起75年前在这一地带曾经发生过的一次强烈地震。

上次地震发生在1933年8月25日，北平（北京）时间15时50分26秒。震区为茂县、汶川、理番（今理县）、北川、松潘、黑水等地，也就是今年5·12地震的同一地域。当年的震中区是茂县，茂县和汶川紧邻，上世纪下半叶两地是合并的，称茂汶羌族自治县。震中区茂县的叠溪镇。就像当今的汶川映秀镇一样，震况最为惨烈。大震发生时“陡闻霹雳一声，天翻地覆，即时成为黑暗世界，地中发出仑仑然之绝大吼声，与地上隆隆不断之岩石崩溃声混合，震耳欲聋。人身如被抛弃，倒伏地上，亦颠簸不定”。强震持续约1分钟，叠溪镇即时毁灭。其西侧临河部分岸地向河中崩倒，部分垂直陷落；另一部分则为东侧山上滚下之岩石覆盖。全镇房屋仅镇东一城隍庙尚有部分残垣，亦向南移十余米，其它无一残迹可寻。叠溪西岸之龙池山向河中崩倒，山侧居有20余户之龙池村全村覆灭。由龙池山及叠溪崩下之碎石泥沙，即时将岷江堵塞，在河谷中横成一山脊，高出河床160米以上。叠溪北面有一名为七珠寨的村庄，居民十余家，全村覆没。另一教场坝村，居民22家，仅有木架房2间未倒，其余全塌，死亡52人。教场坝平地出现许多折裂，“忽开忽合，裂缝中吐出尘雾，直冲宵汉，状至狰狞”。叠溪西面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松坪沟，是通往龙坎、黑水等地的交通要道，大震时这一区域的山寨全部覆灭。此类全毁的村寨还有鱼儿寨、大寨村等多处。

大震之后的当晚，又接连发生强烈余震，“夜中，气象陡变，狂风大作，骤雨忽来......山石飞滚，地壳频簸”，“至次日晨，狂风如霁，其大震五次之多”。整个震区的余震持续时间很长，开初是“平均每日有一大震，每时有一小震，后则数日一大震，数时一小震，但在12月中，犹有六七度之强震”。一直持续到次年10月，茂县仍有余震发生。

由于大震时造成岷江堵塞，叠溪附近崩裂之山地，有三处皆将岷江堵塞，形成三大堰塞湖，其堰坝之高，都在百米以上。各湖堰盈溢之水不断注入。大震后一个多月，即10月9日下午7时许，又发生一次重大灾难，“当时霹雳一声”，大水倾湖溃出，21时到茂县，夜半过汶川，次日凌晨3时到灌县。“水溃出时，在大定以上河中，水头之高达20丈......至灌县水头仍有4丈之高”。自叠溪沙湾起下至崇宁、郫县、温江、双流、新都各县止，纵横泛滥4余里。

这次大震的震级为7.5级，波及四川全省及陕西、云南部分地区。其死亡人数据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于震后派常隆庆往该地调查，所作附表，仅有大震时茂县的数据和水灾时茂县、汶川的数据，计大震时茂县死亡6865人，其中叠溪所属四大寨及松坪沟内外五寨即达2337人。受伤人数比死亡人数少得多，计1925人。死亡人数只是调查当地常居人口所得，“而旅行客商及暂住此地者，尚不在内”。此类死难者为数也不少，如距叠溪35里之青墩，“在山崩时，正值‘番商'赶运大批驮马过此，几全部压死”。10月9日的水灾，茂县死亡340人，汶川死亡488人。灌县未作调查统计，但“据灌县水利研究会之调查，全县共死1600余人”。当年这一地区的人口总数比当今要少得很多，“大部分房屋皆为木材建筑”，不少是棚居，不比当今砖石水泥的高层建筑，造成那么多的同胞罹难，已是非常惨重的了。更令人痛心的是，震灾发生之后，他们得不到任何救援和赈济，难民们“莫不惶惶然不知死所”。大震数日之后，才有幸存者“结木为棚以避风雨，然一遇大震，则又倾覆无余”。

大震发生在当年8月25日，而新闻媒体的报道见之于最早者为9月3日成都《新新新闻》，外界所知有限，且成都也是被波及地区。当时全国四大报刊之一的《大公报》和《申报》，都是在9月10日以后才有所披露，且都是在极不显眼的位置寥寥数语。四川省政府多次急电国民政府、行政院等，恳求“速颁巨款，俾资急赈”。称“灾情奇重，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导河赈济需巨款，请中央指拨的款，以救孑遗”。

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及地方当局的一再吁请，南京政府方面除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出于专业的需要于10月上旬派员前往调查外，而政府当局竟然没有任何表示。地方当局的几份电呈自然也就被作为档案而石沉大海了。在这期间，蒋介石对四川所全力关注的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刘湘于9月12日在成都召开各川军首领会议，讨论“剿共”办法，宣布即日起总动员“剿共”。9月27日，蒋介石派大员何成浚入川，为刘湘就四川“剿匪”总司令职监誓并布置“剿共”事宜。10月4日刘湘就职，兵分六路“围剿”川陕边区红军，兵力达33个旅。这就是历史事实。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我们今天亲身感受5·12震灾发生后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救援灾区的伟大壮举时，重温一下历史，其体会也就会更加全面和深刻。

作者为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编审。资料来源：谢毓寿、蔡美彪主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4卷上，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1933年9月份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