杲文川的博客

奥运会与顾拜旦

gaowenchuan — Wed, 20 August 2008 18:33:44 +0800

顾拜旦。（网上资料）

奥运会与顾拜旦

杲文川

北京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一届令人难忘的奥运会，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有“现代奥运之父”之称的皮埃尔·顾拜旦。

顾拜旦是法国教育家、史学家。他1863年出生在巴黎的贵族家庭，少年时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并酷爱体育。大学毕业后，顾拜旦选择了从事教育和体育的道路。他先后写出《1870年后的法国史》《教育制度的改革》《运动的指导原理》《运动心理之理想》《英国与希腊回忆记》《英国教育学》等一系列著作。1875年至1881年间，古代奥运会的遗址不断被考古工作者挖掘出来了。顾拜旦非常感兴趣。1883年，首次提出定期举行世界性比赛的主张。1989年建议恢复奥运会。1890年，他访问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亚。1891年，顾拜旦改组了“尤利西蒙委员会”为“体育高级理事会”，并还创办了《体育评论》杂志。当时，顾拜旦的崇拜者狄东神甫创办了一个学术性的俱乐部，提出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顾拜旦非常欣赏和赞同这个口号，以后便把它作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口号。1892年、1893年，顾拜旦受法国政府委托，遍访欧美诸国，考察体育运动，宣传奥林匹克精神。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在“法国体育联合会”成立3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倡议。

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多方努力，“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于1894年6月18日至24日在巴黎胜利召开。来自12个欧美国家的79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上，一致通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并规定只允许业余运动员参加。为了筹办现代奥运会，还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腊著名诗人泽·维凯拉斯被选为第一任主席，顾拜旦当选为秘书长。会议还决定，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4月在希腊举行。以后按古奥运会的传统，每4年举行一次。

1912年，顾拜旦在创作《体育颂》。热情地沤歌了体育，抒发了他的奥林匹克理想。为此，他荣获了该届奥运会文学艺术比赛的金质奖章。1913年，顾拜旦为国际奥委会设计了会旗，即一面中间由蓝、黑、红、黄、绿五只彩色圆环相套接成白色无边旗。它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

顾拜旦先后发表《运动心理学试论》《竞技运动教育学》等名作。从1896年至1925年，顾拜旦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1924年，他主动辞去担任28年之久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但他被聘为终生名誉主席。

1937年9月2日，顾拜旦因心脏病在洛桑与世长辞，终年74岁。遵照他生前的遗愿，顾拜旦的遗体安葬在瑞士洛桑，而其心脏则安葬在古希腊奥林匹克的发源地——奥林匹亚。顾拜旦虽然去世了，但他开创的奥林匹克精神永放光芒，如果顾拜旦知道奥运会在一个拥有5000年灿烂的古老文化和拥有13亿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功举办时，应该含笑九泉了。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一下他的《体育颂》：

啊,体育,

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

你猝然降临在灰蒙蒙的林间空地,

受难者激动不已。

你像是容光焕发的使者,

向暮年人微笑致意。

你像高山之巅出现的晨曦，

照亮了昏暗的大地。

啊,体育,你就是美丽!

你塑造的人体变得高尚还是卑鄙,

要看它是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

还是由健康的力量悉心培育。

没有匀称协调,便谈不上什么美丽。

你的作用无与伦比,

可使三者和谐统一;

可使人体运动富有节律;

使动作变得优美,

柔中会有刚毅。

啊,体育,你就是正义!

你体现了社会生活中追求不到的公平合理。

任何人不可超过速度一分一秒,

逾越高度一分一厘。

取得成功的关键,

只能是体力与精神融为一体。

啊,体育,你就是勇气!

肌肉用力的全部含义是敢于搏击。

若不为此,敏捷、强健有何用?

肌肉发达有何益?

我们所说的勇气,

不是冒险家押上全部赌注似的蛮干,

而是经过慎重的深思熟虑。

啊,体育,你就是荣誉!

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

反之便毫无意义。

有人耍弄见不得人的诡计,

以此达到欺骗同伴的目的,.

他内心深处却受着耻辱的绞缢。

有朝一日被人识破,就会落得名声扫地。

啊,体育,你就是乐趣!

想起你,内心充满欢喜,

血液循环加剧,思路更加开阔,

条理愈加清晰。

你可使忧伤的人散心解闷,

你可使欢乐的人生活更加甜蜜。

啊,体育,你就是培育人类的沃地。

你通过最直接的途径,

增强民族体质矫正畸形躯体,

防病患于未然

使运动员得到启迪:

希望后代长得茁壮有力,

继往开来,夺取桂冠的胜利。

啊,体育,你就是进步!

为人类的日新月异,

身体和精神的改变要同时抓起，

你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

要求人们对过度行为引起警惕。

你告诫人们遵守规则,

发挥人类最大能力,

而又无损健康的肌体。

啊，体育，你就是和平，

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

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

放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

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

中国文学史家余冠英的故事(4)

gaowenchuan — Sat, 09 August 2008 12:48:32 +0800

　老年的余冠英先生。（家人提供）

狷者之流冠群英（4）

——记中国文学史研究家余冠英

杲文川

待人诚恳宽厚，诗歌选本被公认为最高水准的选本

1952年，院系调整后，余冠英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组的组长。1955年，文研所划归中国科学院，余冠英成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会员。

多年来，师长朱自清的严格、严厉；使他养成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良好作风。他待人诚恳宽厚，在同辈中有“君子”之誉；对於晚辈，则是位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长者，凡与之交往的人都会对他“淡泊名利，胸襟坦荡”的襟怀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他长期领导的组、室内，团结了诸如俞平伯、钱钟书、王伯祥、孙楷弟、吴世昌、吴晓铃、力扬等一大批海内外知名学者。1953年，余冠英被评为二级研究员。同组一位比余先生年长8岁的老先生误以为自己被定为二级是组长余先生压他所致，因而平时对余冠英意见很大。但余冠英对他一直很好，到“文革”中还处处关心他，帮助他。有一次老先生忙中出错，戴反了毛主席像章，幸亏余冠英帮他戴正了过来，否则，非得挨批判不可。经几十年交往，老先生终于明白了是自己误解了余冠英。

余冠英的学术成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几种古代诗歌选本。包括《诗经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和《唐诗选》（主编）等。有些人不理解，一个大学问家为什么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做普及性的工作? 余先生认为，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祖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择要推荐给一般文学爱好者。虽是普及读物，但几十年中产生过各种版本的同类作品，专家们还是公认余冠英的作品是最高水准的。这是因为，余先生治学决不拘一家之说，而是博洽精深，掌握广博的材料，参考古今众家之言，在博采众说之精华后，自成一家之宏论。他解释古代诗歌，其独到之处往往发人所不能发，而又十分妥贴确切，令人信服。因此他解释古诗，其实本身就是在从事极为艰苦的科学劳动。那里凝结着他几十年的学术功力，也表现了他令人叹服的严谨与平易的学风。

余先生长於古代诗歌研究，又精于汉魏六朝诗的研究。1952年，在棠棣出版社出版了《汉魏六朝诗论丛》，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又出了新版。他同周振甫、陈友琴、乔象钟点校了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在中华书局出版。他还主持参与了不少集体科研项目。主持《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写作时，他是总负责人。统稿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余先生与何其芳等领导千方百计把大家的生活办得好一些。余先生在热心地辅导青年学者的同时，又怕他们累倒了，自己找来象棋，休息时与大家同乐。这套书1962年出版后，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研究工作的一大收获”。30多年中，在国内文学史界一直产生着较大的影响。其特色是资料扎实、观点稳妥，体现了余先生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余冠英改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兼《文学遗产》杂志主编。此时，他的长子余绳武亦晋升为近代史所副所长，以后又连任两届所长。1985年，79岁的余冠英退居二线，但仍任文学所顾问和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及博士生导师。他一生深明大义，持身以正，与人为善。他性格平和，作风谦逊，严以律己，诚以待人，淡泊名利，在学术界同侪中夙享美誉。对于后辈学人，更是热心接引、扶植，关怀道德，指教文章，洵为青年之良师益友。

余冠英与陈竹因生有两男一女，长子绳武，两次主持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皆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次子绳孙，为浙江农业大学副教授；女儿绳美，为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副主任医生。余先生关心爱护子女，但不干预子女个人的发展愿望，故子女皆学业有成，各有建树。

1995年9月2日，余冠英先生因病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候，他一直思念着老家扬州的建设。余绳武为满足他想见一见扬州桂花的心情，特意找车拉他到颐和园去看了一次桂花。余老说他有许多建设好扬州的想法和方案，可惜未能抽出精力写出来。在去世的前两天，余绳武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陪着父亲，父亲安祥地望着年近70的儿子，许久，许久......又拉着儿子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要是永远能够这样该多好呀！”儿子哽咽无言，父子情深的目光依就相望良久，良久...... （完）

中国文学史家余冠英的故事(3)

gaowenchuan — Fri, 08 August 2008 10:54:16 +0800

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网上资料)　

狷者之流冠群英(3)

——记中国文学史研究家余冠英

杲文川

在抗战中，编辑影响很大的《国文月刊》到40期

1933年夏，余冠英以《论新诗》为题通过了毕业论文，留校担任助教。7月，朱自清与北平国立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的陈竹隐女士订婚（原配夫人武钟谦1929年病逝于扬州）。8月去英国游学，后又同柳无忌夫妇在法、德、荷、意、瑞士五国漫游。出行期间，朱自清就把房子让给余冠英住。此时，冠英的儿子已有5岁，取名“绳武”，其意取于《诗经》的“绳其祖武”，即希望他能遵循先人的步伐，发扬光大先人的业绩。他将绳武接到清华成志小学读书。

“七·七”事变后，冠英携家回扬州避难，绳武无法上学，冠英就教子读英文。1938年5月，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暑假后，又从蒙自迁往昆明，由朱自清主持中文系。冠英得知后，带家小由上海坐船到越南，再由滇越铁路赶往昆明。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讲师。1940年提升副教授，后又转为文学院教授。

在抗战后方的昆明，生活是艰苦的。他们住在山脚的老乡家里，楼下就是猪圈，每天去学校要步行十几里，尽管如此，冠英每夜秉烛笔耕，从不间断。从1940年9月，朱自清发起办《国文月刊》，在开明书店出版，刊物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从第3期开始，改由余冠英担任主编。此刊出到第40期，历时5年，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朱自清又发起办《语言与文学》周刊（《新生报》副刊），也是由余冠英代朱自清编辑。经常在这些刊物撰稿的还有闻一多、罗常培、浦江清、王力、沈从文、游国恩、李广田、陈梦家、肖涤非、李嘉言、张清常等。

余冠英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形势的发展，曾参加楚图南、闻一多发起的12教授签名活动，声援民主斗争。他对新文艺也怀有浓厚的兴趣，曹禺新剧《北京人》《原野》上演时，他都写过剧评，还写过许多散文、小品见诸报端。

抗战胜利后，大家返回北平的“水木清华”。朱自清重任清华中文系主任，冠英为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汉魏六朝诗”的教授。两人办公室恰巧门对门，宿舍也是比邻而居。因而过从甚密。朱自清爱吃零食，爱喝酒，由其爱吃花生米，但他长期生活不安定，家庭负担重，加之过度劳累，使他的胃很不好。冠英等朋友常限制他吃零食，怕他胃痛，朱自清就像孩子讨饶似的央求说：“只吃10颗好吗? 哪怕5颗，3颗也行哩！”此时的朱自清完全是真情实感，根本没有一点的矫情做作。朱自清夫人名竹隐，余冠英夫人名竹因，两人同姓陈，又都有个“竹”字，“竹”字由两个“个”字组成，学生们戏称他们两人的宿舍为“四个斋”，经常在课余结伴来两家叙谈。

1945年后，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教授被害案相继在校园发生，法西斯的独裁行径使冠英思想受到很大震动。清华等校广大师生多次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斗争，在激烈的历史命运的抉择中，余冠英坚决地站在了人民一边。1948年6月18日，他与朱自清、金岳霖、吴晗、陈梦家、钱伟长、朱德熙等毅然在著名的百十师长严正声明，即《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

1948年8月6日，朱自清胃穿孔入院，12日辞世。临终前用颤抖的手抓住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朱在签名前体重已下降到77.6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但他宁可饿死，也要拒绝这种“收买灵魂性质”的施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和气节！师长的高风亮节和坚贞不屈对冠英影响极大，他由此加入了民盟，更加自觉地向民主力量靠拢。

人民解放军逼近平津时，清华大学是否随国民党南迁，教授们连日开会，两派意见辩论激烈。余冠英不怕威胁恐嚇，坚决反对南迁，并与意见相同的教职员工组成临时管理机构，迎接新中国的来临。 (未完待续)

中国文学史家余冠英的故事（2）

gaowenchuan — Thu, 07 August 2008 09:31:55 +0800

叶圣陶与朱自清朱自清（网上资料）

狷者之流冠群英（2）

——记中国文学史研究家余冠英

杲文川

朱自清称他为“狷者之流......”吴组湘称他代表了清华的文风

1926年，余冠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转入中国文学系。当时，清华园名师荟萃，鸿儒云集。杨树达、陈寅恪、黄节、刘文典、朱自清、俞平伯等著名学者都为冠英讲过课。冠英记得，“陈先生最博，但记他的笔记最难，因为他中气不足，每一句话只能听清前半句；朱先生最用功、最认真，教古今诗选，每堂课都讲得满头大汗；黄节先生，讲阮嗣宗诗和汉魏乐府中的‘风’诗...... 他鼓励青年作诗给他看，批改很细。”

在众多先生中，对先生影响最大，交往最密切的当数朱自清先生。他们都在历史上曾享有“淮左名都”盛誉的扬州迈开人生旅程的第一步，同在山灵水秀，风物佳丽，人杰辈出之地受到启蒙教育，因而共同语言甚多。朱比余长不到8岁，在一次闲谈中朱得知余父与自己父亲原本是好朋友，再往下说，余的老丈人陈巽卿又是其父朱鸿钧的金兰兄弟，真是越说越近乎。至此，自清就以平辈对待冠英，但冠英始终执弟子礼对朱先生。

朱自清待人谦逊平和，似乎守着中庸之道，一副无可无不可的神态，但他骨子里是非常坚持原则的。人们喜欢接近他，又惧怕他的严格。他教学极为认真，对学生作业精批细改，连一个标点都不肯放过。他的课堂纪律很严，每次都要点名。有没来上课的，第二天他走廊里见到，立即能喊出姓名，问他为何缺课，使得对方面红耳赤，连忙道歉。他教的课，常要学生默写和背诵，错了就要扣分，以致有些学生不敢进修朱先生的课。冠英却选了朱先生的多门课，他把撰写的《古代文学新论》等各类文章都请朱先生过目批改。朱先生不但详尽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还常常拿出自己的写作与冠英一起讨论。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杰出建树，有独特风格的大散文家，曾被诗人评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荷塘月色》《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等名篇情景交融，历久传诵，以致影响着几代人的散文写作。冠英时常与自清讨论切磋，自然获益匪浅，因而冠英年轻时的散文、小品、小说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朱自清在当时的新诗很有名，但偶然做旧诗、填小词、风格近花间派，都是精工，他自谦地说，这些只是练习之作，见不得人。那时，冠英在学校里编《清华周刊》，非要将诗发在文艺栏里，朱先生无奈，但不肯署真名。

朱自清写的撒银扇面。（网上资料）

朱自清曾为余冠英写过小传。那是1930年应清华年刊的需要而作。小传依照年刊惯例，用调谑的口吻，后来，作为本系教授的朱先生觉得对学生开玩笑似乎不得体，又改为庄重的写法，且用文言。小传中说冠英是“狷者之流”（性格正直，不肯同流合污的人），说冠英为文是“理胜于辞”。冠英看后笑着对朱先生说：“别人正是这样评论你。”朱先生听后笑了，似乎默认了。

在朱自清指导下，余冠英进步很快。除了听课，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他主修中国古典诗歌，同时喜欢创作新诗。四年级时，冠英在同学中组织了“唧唧诗社”，每作一诗，社友们都要评头品足，在相互切磋之中体味诗之欢乐。除诗之外，冠英的小品、散文、小说也很出色。他用汉朝大将“灌婴”之谐音为笔名，大多发表在《清华周刊》及《中国文学会刊》上。这些文章有的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当代散文精华》收入，有的被朱自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入。同时代的吴组湘教授在1931年写的《清华的文风》一文中，曾高度评价了余冠英当时的作品，称余冠英是清华的代表作家，代表了清华的文风...... （未完待续）

中国文学史家余冠英的故事（1）

gaowenchuan — Wed, 06 August 2008 10:21:35 +0800

余冠英先生在研究写作。（余冠英家人提供）

狷者之流冠群英

——记中国文学史研究家余冠英

杲文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著名学者余冠英先生是文史界的卓然大家，但是人们还很少知道，他与毛泽东先生曾高度赞扬的“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爱国名教授朱自清从师生到朋友的一段史话。

青少年的求学与写作

余冠英与朱自清一样，都与文化古城扬州有着及其深厚的感情，朱自清原是苏北东海人，6岁全家搬到扬州。所以朱自清自云：“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的上古人上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生的4个孩子都已自诩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当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无独有偶，余冠英的家世、青少年的经历许多地方与朱自清都有及其相似之处,怪不得他们日后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成为莫逆之交。

1906年5月16日，余冠英出生在江苏省松江县。父亲是江苏省提標中军参将，母亲虽没有太多文化，但也会读书绘画。冠英之上的两个姐姐都过早夭折，所以这个儿子的出生，对家庭来说就尤为金贵。小名“松寿”是望他健康长寿，大名“冠英”就是切盼他步步登高，成为“群英之冠”。

清末，战祸频仍，父母都以未能饱学而深感遗憾。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小冠英身上，所以从3岁起就用方块卡片教他识字。开始，每天认4个字奖励1块糖，以后每天认8个、16个、20个字......母亲怕孩子多吃糖吃坏了牙，不给增加糖了，小冠英又哭又闹，结果平生第一次挨了屁板子。

余冠英和朱自清一样，都是6岁时全家迁至扬州。冠英在此生活了20年，少小的事物件件都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扬州旖旎的风光和浓郁的崇尚文化的气息，陶冶了他的性情，滋养了他的文学素养，就是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扬州那让人眷恋的绿杨情。

两位文学大家余冠英与朱自清都有一段深深的扬州情结。（网上资料）

冠英的父亲常常唤他到堂上给客人背唐诗，使他变得规矩沉稳了起来。冠英得体的举止，自如的应答令客人们击节称赞。因此，他被扬州城有名望的文化耆宿陈巽卿看中。这位陈翁是清朝的遗老，至死都拖着长辫。但他还算识大体，张勋复辟，曾请他出任户部尚书，他却拒绝了。

面对陈家的婚约，父亲没有意见，母亲怕对方是望族，门户不对。但年仅7岁的小冠英第一次“出使”陈家，就博得了陈家上上下下的欢心，很快两家就为他们定下了终身大事。谁也没想到，这位“小姑爷”日后成了名满学界的大教授，而当年穿着小花衣的、6岁就与冠英订婚的结发妻陈竹因，则与他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冠英先上蒙馆读书，因塾师水平不高，后又请过几位到家里来教的先生。先生中有个叫李石钧的秀才，不同一般。他自己边教书，边给《民生报馆》写时评。冠英年幼，不谙时事，李先生便说个大意，引导冠英去写，李先生再改写一遍后，就去登报。此时正是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冠英如饥似渴地读那些他能找到的白话文小说，从中汲取新的思想，新的营养。读的多了，一时兴起，竟写出一篇滑稽小说，没想到投出去后，被报纸予以连载。报社的编辑哪里知道，能写出这样老道文章的竟是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冠英11岁那年，父亲辞世。也恰恰在这年冬，朱自清因71岁的祖母在扬州病故，在徐州会合父亲，回家奔丧。其父朱鸿钧虽做过小官，但因洁身自好，一直两袖清风，借了高利贷才勉强办完丧事。虽家境衰败，但其父爱子情切，特为朱自清制了紫毫大衣，送站时又艰难地穿铁道、爬月台为儿子买桔子，朱自清见父亲只穿青色棉衣袍的背影，泪水夺眶而出，因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背影》。为惕厉自己不随流俗而合污，他把本名自华改为“自清”，借用《韩非子》中“性缓，故佩弦以自急”的典故，改字“佩弦”，只用3年就读完北大哲学系4年的课程。

余家也是一样，虽家道由此中落，但母亲仍十分重视冠英的学习，凡是冠英想买的书，母亲尽量满足他。扬州有两家冠英常去的书店，母亲给了他一个折子，可先取书记账，年底一并付钱。

冠英13岁考入高等小学，16岁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后改为扬州中学）。八中也是朱自清的母校，这时朱自清正巧从浙江第一师范回母校任教导主任。一来他就为学校写了一首校歌。歌曰：“浩浩乎长江之涛，蜀岗之云，佳气蔚八中。人格齐全，学术健全，相期自治与自动，欲求身手试豪雄，体育需兼重。人才教育今发煌，努力我八中。”

冠英入校办手续时，第一次见到了矮矮胖胖身子，方方正正脸庞，青布褂，平顶头的朱自清。冠英小学时的洪为法老师也带一个孩子来报名。朱自清态度和气谦恭，但因手续不全竟出乎意料地争执起来，一方要求通融，一方坚决不允。这使冠英感到这位表面谦和的主任，其实是秉性耿直，遇有不合理之事，有时会发“怒气”，发起来实在是很严厉的。没多久，他又因与校长意见不合，辞职而去。

由于冠英少小时已学了不少东西，入中学后的功课对他压力不大，他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来玩，成了学校的“体育明星”。中学没有像样的跑道，冠英常常从城墙坍塌处登上城楼，在城墙上快步跑回家，距离差不多有半个城了。一次，在运动会上，冠英一举夺得了跳高、跳远、百码短跑，110码低栏4项冠军，成了省立八中里小有名气的人物。

20年代是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冠英也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触革命思想，交结进步的同学朋友。到“五卅”运动爆发时，扬州爱国学生也发起支援，余冠英便成了新成立的扬州学生联合会的第一任会长。他组织学生游行，邀请进步人士到学校讲演，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共产党员恽代英。（未完待续）

奉献余热济苍生——记张定

gaowenchuan — Thu, 17 July 2008 09:56:28 +0800

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张定。杲文川摄

奉献余热济苍生

——记张定的晚年生活

杲文川

85岁的张定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党委书记、社长。离休后，他把许多精力投入到燕京大学校友会的工作中，燕京大学校友会的会长是著名社会学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张定是常务副会长。校友会广泛团结在国内外的广大校友，为祖国四化建设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张定有过传奇的经历，他的家庭虽是官僚、地主、资本家，革命的对象，但他的父亲早年留日，参加同盟会，同情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活动多有支持与帮助。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张定上中学时，一次过河，警察告诉他，那个穿长衫的就是著名的陈独秀。他们3个同学马上走上去，与陈独秀攀谈。陈独秀问他们的情况，他们一一作答，他们请陈独秀签名。陈独秀给当时叫“张富培”的张定题写了“中国少年，少年中国”等字，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下船时，3个同学就被警察扣留关起来了。张定要给国民党22军军部打电话，警察问何事，张定说找我爸爸。警察一看惹不起，就把3人给放了。

张定在燕京大学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在党的教育影响下，1944年张定到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工作，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向张黎群、朱语今、荣高棠等同志汇报成都学生运动的情况，并领取指示和介绍进步可靠的青年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由于张定父亲的特殊身份，张定掩护了许多共产党员。1945年2月20日，因国民党特务毒打并枪杀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发生“胡世合事件”。在王若飞与南方局的领导下，因势利导开展声援受害者、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伸张正义的斗争。10天内，参加吊唁的各界群众达20万人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枪毙了特务田凯，并抚恤胡世合家属，斗争取得了胜利。这场斗争的策划指挥地点就在张定家的2楼上。抗战胜利后，成都燕京大学复学，张定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同学和老师，开展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燕大被誉为“民主堡垒”。在组织与国民党、三青团策划举行的反苏反共的斗争中，著名学者梁漱溟、郭沫若、黄药眠等到校或致函慰问、鼓励。

1948年，张定等同学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逮捕，穿过封锁线，奔赴晋察冀解放区，参加了土改、整党和试建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张定在团中央蒋南翔、胡克实领导的学校工作部工作，并担任全国学联秘书长。因反对虚报浮夸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下放基层劳动改造，在基层，全国学联秘书长张定给一个基层食堂管理员当助理员，那个年月真是“一朝封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呀。拨乱反正后，张定“右倾”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先后在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劳动人事部科技干部局等单位担任领导工作，1983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担任党委书记、社长。

由于党组织安排张定长期在燕京大学参加组织学生运动，张定在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政治学系读了6年书。1989年他离休后，被燕京大学校友会公推为常务副会长（黄华、费孝通、吴阶平、侯仁之、王钟翰等为名誉会长，会长为雷洁琼）。校友会每年组织校友返校节，多时达到千人聚会。校友会先后出版了《燕京学报》《燕大校友通讯》《燕大文史资料》《燕京大学史料选编》《燕京大学史稿》《燕大建校80周年纪念影集》《燕大纪事》《燕京精神》《燕京大学人物志》《赵紫宸文集》等。

校友会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积极引进人才、技术，为我国的四化建设服务。校友会与美国国际科技教育服务机构等合作，引进外国专家学者十几批100多人来华传播技术，交流经验，其中包括世界复合材料工业权威蔡为仑教授、心脏医学专家李沛祺博士等，他们带来了国际科技最前沿的知识与经验，这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受到了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业机构等单位的热烈欢迎。

1994年，张定和燕京校友会在成都、昆明的校友会的配合下，与“MSI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合作，在四川、云南从事科技引进和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MSI组织境外医务人员到贫困县、乡进行义诊，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捐赠医疗器械、仪器设备和药品。2001年春，又启动了防治白内障的“光明工程”，MSI组织捐赠了全套复明术设备，还为贫困地区培训了眼科医生。燕京校友会联系美国医疗扶助机构，在80年代末连续两次得到1000万美元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捐助，又通过校友会分发给最需要的地方。

1996年，燕京校友会与MSI组织在四川以发展畜牧业，开展扶贫工作。他们借给每个贫困户20只优种母羊、1只优种公羊和700元启动资金，当地政府划给每户10亩坡地。3年后，贫困户把20只优种母羊和1只优种公羊再转到下1个贫困户，3年内所产的羊羔、毛皮都归贫困户所有，这一方法已使不少贫困户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幸福生活。1999年，他们与昭觉县人民政府合作，建立了“昭觉青年创业培训中心”，几年来，已举办各种培训班54期，1239人次接受培训后，走上了创业发展之路，有的建立蔬菜大棚，收入比以前增加了十多倍。

张定与张黎群、严如平、李公天等，在胡耀邦逝世后，共同主编出版了《怀念耀邦》文集四卷。这四卷文集是胡耀邦在各时期的战友、同事、部属将自身亲历的耀邦的言行的回忆记录。这些文字的特点是真实。以后又加入唐非，几人共同搜集资料、采访、研究后完成了三卷本《胡耀邦传》，作为纪念耀邦诞辰9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已经出版了第一卷。这项工作前后历时16年。

1992年～1995年，张定因直肠癌先后做过5次手术，曾经休克、抢救，可谓九死一生。但他在病榻中还经常关心过问校友会工作和编辑出书工作，张定家的客厅就是校友会和编辑小组的议事、研究工作的场所，大家壮心不已，为西部大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各界学者怀念逻辑学家周礼全

gaowenchuan — Thu, 03 July 2008 09:40:29 +0800

衔哀致诚怀周公

——各界学者怀念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

杲文川

荣誉学部委员陈筠泉：周礼全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而又勇于开拓的学者，他以自己的各种富有独创性的学术成果推动了我国逻辑事业的发展。周先生主张建立一门自然语言逻辑，是他几十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早在1952年，周先生在北大讲授形式逻辑时，就已提出要应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因为实际思维总是在自然语言中进行的，所以应该去注意解决自然语言的逻辑问题。到了上世纪80年代，周先生明确提出应该把现代逻辑应用到自然语言的分析，建立新的逻辑系统，从而扩大和丰富逻辑理论的能量，为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交际提供更为有效的工具。对周先生来说，一旦他认识到某条科研途经是正确的，他就会极其顽强地坚持走下去。周先生提出建立自然语言逻辑的思想，主要是他从分析实际思维中得到的，但他们和国外同时期的自然语言逻辑颇有相似之处。他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总是跟踪国际前沿领域，不仅了解和借鉴别人的长处，并努力创造自己独特的研究成果。他提出了一个以意义、语境、隐涵和预设等范畴为骨干的语言逻辑体系，描述了一种成功交际的理论。在这一领域中，他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周先生在研究逻辑与修辞的结合方面并不晚于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他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与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在内容涉及的范围与深度上较之国外同类的几本书来说均有超越。

陈筠泉研究员

西南大学教授苏天辅：大概是1945年或1946年，老同学介绍我认识了周礼全。老同学说周公是一位仁厚长者、学识渊博。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因为都投在金岳霖先生门下，所以我们每天见面，几乎无话不谈。周公对我帮助非常之大，在我入清华之前，我没有弄懂罗素的类型论问题，周公边写边讲，使我豁然明了。我得肺炎时，清华校医室恰巧没有盘尼西林，金先生命周公跑遍城内药房，买来了盘尼西林，医好了我的肺炎。周公写的《模态逻辑引论》刚出版，就题写“天辅兄指正”送我。我非常珍视此书，珍视他对我的鼓励。在与他辞别之时，我写出一幅对联为他送行：倡语言论理辩学，开一代先河，千秋永在；传深奥哲学薪火，实月映百川，万古长存。

张家龙研究员

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张家龙：周礼全先生在逻辑学的诸多领域硕果累累，他对亚里士多德逻辑、概念的本质和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等方面的研究独具匠心。他是我国模态逻辑研究的开拓者，早在十年动乱末期，周先生就以他的远见卓识，领导逻辑研究室着手回复研究工作。在当时的中国，在很少有人知道模态逻辑、可能世界、语义图的情况下，周先生在逻辑室系统开设模态逻辑课，这在当时是非法的事情。“文革”后，周先生就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模态逻辑导论》，在中国开启了非经典逻辑研究的时代。周先生是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的重要组织者，是中国逻辑学会的主要创建人。在连任3届中国逻辑学会会长期间，形成了一套优良的学风。周先生的独特学风可以概况为“团结、民主、严谨、创新”8个字。周先生做学问坚决反对粗制滥造，反对滥竽充数，反对“以数量对质量”。他在培养研究生时，强调打好基础，不主张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写一些洋洋洒洒的应时文章。他在担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在评职称的工作中，一贯提倡质量第一，提倡重视论文的创新成果；由于周先生的提倡，使一些虽然没有洋洋大观的专著、但有创新性论文的人被评上了高级职称。

王路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王路：冯友兰先生善于把复杂的东西说得很简单，金岳霖先生能把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金先生的这种能力主要是一种从事哲学研究的分析能力。我跟金先生的学生、我的老师周礼全读研究生时有了体会。周先生提出读亚里士多德的《论辩篇》，每次由我作报告，他来讲评。他认为，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要，而且读这本书，以后从里面找一个题目作论文比较容易。他还告诉我，以前他跟金先生读书时也是这样。金老坐在沙发里，闭着眼睛听他讲，有时候让他停下来，讲评几句，然后继续。周先生认为这种读书方法很好。我想，这可能就是师传吧。于是每星期我去周先生家里一次，报告学习体会，我讲大约一个小时，周先生讲评也将近一个小时，然后讨论。周先生家有一块小黑板，我用得很少，而他讲评的时候，经常把一些要点写下来。第6次讲完，我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周先生讲一次，于是第7次是周先生讲的。他站在小黑板前，边说边写，像讲课一样。那一次我根本没有讲评，只是提了几个问题。这样的读书活动，一共进行了8次，将近3个月，刚好读完第一章。周先生说，够了，你可以自己看书了。这几次读书活动实际是非常有益的训练，既是哲学思维的训练，也是治学方法的训练，它使我形成了读书的基本方法，也使我初步明白了什么是研究，为我今后治学奠定了基础。

蔡曙山教授

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蔡曙山：我在贵州大学读书时，中文和数学教授都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周礼全先生的学问。我很早就是周先生地地道道的“粉丝”。考上人大逻辑学专业，又从导师那里了解了周先生许多令人仰慕之事。1986年，周先生亲自送给我一本新出版的《模态逻辑引论》，成为我案头的必备专业书，我认真研读它不知多少遍。我还当面请教周先生，在心目中他已经是我老师了。在周先生的指导下，我用去7年时间的努力，于1989年终于成为了他的博士研究生。我们朝夕相处3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3年。周先生对我们的辅导，采用逍遥学派的方法，经常约我们到家里，采取面对面的方法进行讨论。我们不仅谈学习，也谈思想和生活，之后，必有晚饭招待。据说，周先生当年也像我们一样，到金岳霖老师家领受精神圣餐的。周先生让我阅读了很多有关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的著作和资料，他还将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塞尔亲自送给他的新著《意向性》送给我，上面有塞尔和周先生的珍贵赠言。在先生的无微不至的指导下，我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塞尔语用逻辑的整理和综述，建立了命题的语言逻辑的形式化系统，并将这一系统与经典的命题逻辑、直觉主义命题逻辑、模态模态逻辑等系统做比较，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博士论文答辩时，周先生精心组织安排，特请了以许国璋为首的包括国内一流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组成了 "极一时之盛"的答辩委员会，周先生的师恩令我受惠一生。

我们杲家人：杲向真（3）

gaowenchuan — Sun, 29 June 2008 09:44:57 +0800

在家中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杲向真。杲文川摄

我们杲家人：杲向真（3）

杲文川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杲向真原名杲淑清，曾用名胖实、万尼亚、高抗等。祖籍江苏邳州八路镇杲家祠堂。1920年9月出生于新沂县窑湾镇。

杲向真的父亲没有固定的工作，多时做店员。家里有3男3女，杲向真行四。她从小下河摸鱼，上树逮鸟，夜里逮蛐蛐，像个男孩子。这为她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9岁时，母亲生病，花光了家里的钱后不幸去世。父亲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把他们兄妹3人送进了南京贫儿教养院，就谋生去了。

杲向真瞒报年岁，进入南京中央助产学校学习。1937年抗战爆发，她作为医务人员参加医疗队工作，历任湖南卫生实验处、红十字会医疗队员，同时接触进步人士，开始写作。她的“向真”的笔名就是一位著名作家给起的。后来又作桂林中山中学、四川达县省立中学教员。那时的文人圈子并不大，杲向真的第一篇处女作，责任编辑是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的著名史学家黎澍。她在桂林教书时的同事张白山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白山的儿子张炯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张氏父子与我们家还有亲戚关系，亲戚套亲戚，您说巧不巧。

杲向真先写散文和诗歌，1940年写成长篇小说《灾星》，1944年，在桂林《青年生活》上连载。后在《新明报》上发表作品20余篇，在香港发表短篇小说《马耳朵》《渡河》等。1947年任成都《西方日报》西苑主编。新中国成立后，任《川西日报》副刊编辑，《学习》杂志编辑。195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工作，“文革”中被下放到古城二中教书。“文革”后，她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她的小说《小胖与小松》被评为“建国30年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书里的创作原型就是她的儿女张小朋和张小松。她还著有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耗子精歪传》，中篇小说《路》《喜梅和她的老师》《翠玉河传奇》，短篇小说集《采撷集》《秘密行动》，儿童故事集《带臂章的人》《杲向真和她的作品》《杲向真童话选》等，另外发表散文100余篇、诗歌数十首。

她的作品《姗姗》1986年获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学与玩》杂志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联合评比一等奖。《等待》1988年获中国儿童杂志创刊10周年优秀奖。《咯咯和妙呜》1989年被全国文化艺术委员会评为“中国新时期（1979～1988）优秀少年文艺读物”二等奖。1983、1987年，被北京市儿童少年协调工作委员会评为“先进工作者”。1991年，出席北京市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获首届“六一杯”奖。同年被北京市文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88岁的杲向真和她的大侄孙合影。

杲向真生活极为简朴，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到了中午，我说，我上街买点半成品，我给您做饭吧。她说，不用买，我冰箱里有。我打开一看，除了白菜、豆腐、剩饭，啥也没有。他说，她每天就煮点粥或下点面条。把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了。她屋里挂着一些著名作家给她的题字或绘画。她比我大近30岁，可对老家本家人谁和谁的关系她基本不知道，因为9岁就少小离家了。我去桂林时，看望了她妹妹杲晴晖一家老小，我去成都时，看望了她的侄女杲景菱一家人。所以我常常向她讲一些我们杲家的事情。后来，家乡邳州仰慕她的大名，为她举办了“杲向真作品研讨会”，请她回乡参加。她回来告诉我，她很不适应。一是地方官场那套应酬她受不了；二是吃饭时一大堆人陪着你吃，很不自在；三是离家近60年，家乡全变了，一点旧的痕迹都没有了，心里有些惆怅失落。

杲向真的大女儿张小朋从小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50岁以上的人从小听过“小喇叭”节目中那首歌“小鸟在前边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就是张小朋小时候的领唱。后来，张小朋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在煤矿文工团工作。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合唱团时，来的钢琴伴奏老师竟是已经退休了的张小朋。按老家的辈份，我应该叫杲向真姑奶奶。张小朋还嗔怪过我见着她为什么不叫“姑姑”？杲向真知道我在合唱团唱男低音后，就叫我为她一个人唱歌，她认真听，认真地鼓掌。

杲向真的创作一直到80多岁，老年后也写一些老年生活的文学作品。迟暮之年她还化装成农村来的保姆，到保姆市场采访，结果假戏成真，人家看她慈眉善目、温文尔雅的，非要请她作保姆。她每有新书就给我打电话，签好名郑重地送给我。她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的像邻居老奶奶一样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从黑板报开始的新闻生涯（3）

gaowenchuan — Wed, 25 June 2008 07:36:12 +0800

从黑板报开始的新闻生涯（3）

杲文川

1994年，我43岁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专升本班“充电”，成为全校年龄最大的本科生。这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编辑，每年要完成两万多元的上交利润，又要坚持学习，压力不小；每天我从方庄一带骑自行车倒海淀区的人民大学上学，冬季，顶风骑不动，辛苦得很。第一年我获得“牡丹奖”，全校近万学生仅评出27位。第二年，评选第三届全国"韬奋新苗奖"。在全国各地60多所大专院校学习新闻的博士、硕士、学士在一块评奖。一是要求每门功课成绩必须在“良”以上，二是评比在校期间发表新闻作品的质量、数量。我16门课程11门获得了“优”，其他为“良”，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那年，我成了100名“全国韬奋新苗奖”获得者之一。

1996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先后任编辑部主任、副刊部主任兼通联部主任。我终于实现了专职从事新闻写作、编辑的夙愿。社科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又有大批的学术大家宿儒，在采访的过程中，能与那些学有专长的大师级的朋友聊天，既能长知识，也是一种享受。12年来，我已经为罗尔纲、陈翰笙、季羡林、骆耕漠、余冠英、徐梵澄、杨向奎、巫宝三、费孝通、赵朴初、马洪、于光远、周礼全、吴承明、吴宗济、高莽、王仲殊、李有义、黄绍湘、汝信、叶秀山等200多位著名学者写过人物通讯或专访，也为艺术界韩美林、刘炳森、王成喜、司徒兆光、赵青、徐楚德等艺术家写过传记、通讯，还为许多知青荒友树碑立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中华读书报》《中华儿女》《留学生》《中国周刊》等报刊上。写新闻就要与人沟通，因此我也在采访中结识不少朋友，学到不少知识，得到不少欢乐。

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一般记者写个消息就交差了，我总会发现许多新的新闻线索。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一个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研讨会。会上发一本书，书的内容主要讲“古代气候变迁”的事。作者是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自学电脑打出来的书稿。我觉得老人十分有毅力，我及时写了一篇通讯《寄予西部一片情》，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带动了许多高龄老同志学习电脑。

2001年，我应邀参加四川甘孜州“格萨尔故里行”活动。活动30天，领导只给我10天时间，连来带去其实要占去四五天。那次去了7家电视台、20多家报刊。当地领导说，谁宣传我们甘孜宣传得好，我们就奖励谁。到年底时，我有80多篇宣传甘孜地区的文章、照片被《中国画报》、上海《旅游时报》《中华儿女》杂志等多家报刊采用，甘孜党委宣传部专门寄来感谢信和奖金，并邀请我再次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回京后，一直没有忘记《农垦日报》，北京只要有北大荒的活动，我都会与《农垦日报》联系，并及时写出稿件，发给《农垦日报》和《农垦工人》杂志，因此，《农垦日报》聘我为特约编委，《农垦工人》聘我为特约顾问。我为许多北大荒荒友写过通讯或是消息。

我原本是将门之后，出黑板报是我的新闻起点，在北大荒的新闻干事生活使我在新闻实践中得到了锻炼，这段生活使我终生与新闻出版为业。37年来，我在一二百家报刊上发表文章、照片、诗歌、书法共计7000多篇。我还花费18个月的业余时间为我们25团（即七星农场）主编了一本800多页，内有170多篇回忆文章、200多张照片的知青图书《七星情思》。知青图书出版后，北京、建三江、上海分别召开了3次首发式，400多名七星荒友参加首发式活动，荒友们对此书反映热烈，有的彻夜通读，有的边读边流泪，有的义务作广告，有的介绍到日本内山书店代销。看来，我这一生与北大荒，与新闻出版要纠缠不休了。（全文完）

从黑板报开始的新闻生涯(2)

gaowenchuan — Tue, 24 June 2008 10:21:36 +0800

从黑板报开始的新闻生涯 (2)

杲文川

我从北大荒返城后，一边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实习编辑，一边在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上夜大学学习。这所学校的合办者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九三学社，教师中绝大多数是北师大和人大教授、副教授，有几位还很有名气，其中一位北师大曹述敬教授，从1939年起，就给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中国第一本字典的作者）当秘书，受到黎锦熙先生的亲炙，我们也就成了再传弟子。我的古汉语教师张之强教授后来成了北京市自学高考古汉语出题组的组长。我的写作课教授是北京市作家协会的著名评论家张同吾。那时，同学的有《中华儿女》杂志的社长杨晓怀、香港《文汇报》驻京联络办主任余量、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副主任程荣等。

4年的学习，使我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升。1982年，我岳父郭连刚（原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中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作为中国羽毛球代表团的团长，率队首次参加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头天中国队以1：3落后，第2天以5：4反败为胜。原北大荒《兵团战士报》通联部的上海知青曹焕荣（现在为《人民日报》国内部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后，在人民日报体育组实习，他知道上述情况后，约我去采写一篇体育通讯。那时，《人民日报》没有体育版，中国第1次获得汤姆斯杯，却只发了个豆腐块儿，曹焕荣想用生动活泼的通讯来增强党报的可读性，改变党报只登政治、经济新闻的面貌。对于体育新闻，我当时根本还不熟悉。我接到任务后，先到中国羽毛球女队总教练陈福寿家进行侧面了解。男队回国的第二天早上，我就赶到队里打算采访总教练王文教，王文教当时还没有倒过时差，支应了我几句，找了个借口就把我凉在了那儿。第一次碰了壁，我并没有灰心，毕竟咱是北大荒锻炼过的新闻干事，这点子困难难不住咱。下午4点，国家体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刚坐下不久，正巧看见著名运动员韩健坐在我前一排。我拍拍韩健的肩膀，说，“您是韩健吗？”“是呀。”“您赢林水镜，最主要的心得是什么？”韩健说：“比赛前，我看了林水镜比赛的录像60遍。悟出一个林水镜的习惯，就是你给他放小球，他回球也是小球。我领先打到最后一局13平时，裁判问我要加赛1分还是3分。一般人打到这份上，都求保险要3分。我却要1分。打的过程中，我放小球，我知道林肯定回小球，早就等在网前，林放的小球刚刚过网，我啪的一拍下扣，球应声落地，我赢了关键的一盘，那位‘天王巨星’顿时傻在了那儿。”这个细节，刚说完就开会了。我岳父和王文教介绍了比赛的主要经过，不善言谈的运动员代表栾劲费了半天劲也没说出什么素材。回家写稿时，我真庆幸抓住了会前的5分钟，采访到一个生动的赛场细节。第二天，我把2000多字的稿件《他们怎样化险为夷？——汤姆斯杯赛追记》送到《人民日报》，很快就发表了，还配发了一张照片。这是《人民日报》发表的最早的体育通讯之一，因为是党报第一次登这么大篇幅的体育通讯，许多人在若干年之后，仍然记得这篇文章。

我夜大毕业后，白天在出版社做出版发行部副经理（后来又做过总编室主任兼出版部主任），业余想写点东西。曹焕荣对我说：“不要写得太散，尽量往一个方面写。”我那时住在北京龙潭湖边，离国家体委训练局仅一站路，我上中学时，练过田径、游泳，也喜欢玩球类运动，36岁时获得过北京市“钟声杯”田径赛中年组铅球第4名，对体育并不陌生，于是，我决定集中写体育新闻。那时我刚34岁，精力旺盛，不知疲倦。每天下班吃完饭，就到训练局的各个宿舍里采访。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体育世界、体育博览、当代体育，还有一些各省的体育报，我是遍地开花。1985年1年就在各报刊发表体育新闻160多篇。体育新闻界有“南苏北毕”两位“名记”。南苏指《羊城晚报》体育记者苏少泉，北毕指《中国青年报》体育记者毕熙东。毕熙东以写足球为主，兼写其他。我经常写体育新闻，得到毕熙东赏识。他曾经几次给我《中国青年报》的整个体育版，让我放手去采写。我为中青报组织过田径专版、游泳专版、射击专版等。毕熙东给我起了一些笔名，像是多人所作。其中笔名“墨海”对仗我的名字“文川”，我很喜欢，沿用至今。后来，体育新闻成了读者最喜欢阅读的专栏，中青报进了3个记者。毕熙东分工时，他自己负责足球，马年华负责排球、乒乓球，只恒文负责篮球、体操，尹家和负责田径、游泳，宣布我为编外记者，负责他们不管的跳水、举重、技巧、登山、垒球、棒球、网球、藤球、柔道、摔跤、射击、射箭等一切他们不管的项目。

我的体育新闻，一是写赛前分析，二是写赛后综述，三是写体育人物，四是介绍新的体育项目，有时还为《集邮》杂志写些体育集邮文章。在我的建议下，《体育博览》开辟“光辉一页”专栏，写优秀运动员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那一刻。编辑部责成我组织该栏目。我找到徐寅生、李富荣、王富洲、陈家全、黄强辉、陈福寿、徐开才、李淑兰、侯加昌等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一辈运动健将，请他们口述，我把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最精彩的比赛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这个栏目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有一次，毕熙东约我采写中国女子垒球队在新西兰参加的世锦赛。我坐国家体委的大巴车到机场。那天，欢迎仪式过后，我看中国女子垒球队总教练李敏宽上了一辆面包车，就跟了上去，并挤到他跟前。李敏宽是50年代从日本回国的华侨，他用自己的数理化知识分析垒球运动，把中国女垒调教成世界前两名的强队。我多次向李敏宽请教、采访，还写过1万多字的记述李敏宽的长篇报告文学，因此与李敏宽十分熟识，车里黑着灯，我开始发问。那时，还没有现代的录音设备，全凭脑子记录。因为得了世界亚军，李敏宽谈兴很浓。从场上局势变化、教练员指挥的战术技术、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在第几局得的分以及安打、本垒打、封杀、接杀等各种统计，我与李敏宽一问一答，1个多小时所说的，我都一一记在脑子里。采访完了，面包车也到目的地了。我下车一看，傻眼了。我以为这辆面包车该停在天坛东门体委附近，没想到停在了宣武体育场。已经凌晨3点多钟，没有公共汽车，那时也没有出租汽车，我回不了家了。正在为难，宣武体委院里开出一辆“崩崩”车。司机说：“跟我走！”我上了“崩崩”车。我与司机一聊，送我的司机原来是宣武体委副主任，与我岳父还很熟识。第二天，我根据记忆，写出长篇通讯《地上本没有路》，很快就在《中国青年报》上以半个版的篇幅通栏予以发表。

在世界垒球100周年之际，我收到国家体委球类司小球处处长姜英寄来的一个“世界垒球100周年纪念封”。信中写道：“您是全国报道垒球最多的记者，在世界垒球100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国垒球协会向您表示感谢！”亚运会前，《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孟东明及体育部门领导宴请我，孟东明说：“别瞧我们报社有近200多个编辑记者，但对体育特别明白的不多，亚运会重大赛事多，你一定要帮忙！”《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周志春听说《工人日报》请我吃饭。对毕熙东说，你去跟杲文川说说，亚运会他得为《中国青年报》多出力。毕熙东急忙约见我，把一个信封拍在桌子上说："这是副总编给的车马费，采访时你不用骑车了！"亚运会前后，我写出一大批文章，其中，为《工人日报》采写的文章中，有两篇获奖。我连续7年被《工人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第5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时，报社特意发了一个上边写有“《工人日报》五连冠优秀通讯员”奖杯。全国得到这样奖杯的只有13人。同时4次被《中国青年报》评为优秀通讯员，1次被《集邮》杂志评为“好作者”。1992年，《北京日报》《北京人物》专栏以《业余记者杲文川》为题，以3000多字的篇幅登载了我业余新闻写作的事迹。《新闻三味》《中国青年报》《当代体育》等新闻媒体先后十多次报道我的有关事迹。随后，黄河出版社出版的《名记者的成功之路》一书，书中介绍了高尔基、邹韬奋、范长江等著名新闻工作者，我的事迹也收录其中，这只是忝列门墙吧。

（未完待续）

从黑板报开始的新闻生涯 (1)

gaowenchuan — Mon, 23 June 2008 21:07:52 +0800

1976年，我作为黑龙江省工作队队员，帮助友谊农场5分场8连出黑板报。

从黑板报开始的新闻生涯（1）

杲文川

我从小喜欢画画，后来在北京市朝阳区少年之家国画班学习，从小学4年级开始为班级和全校的黑板报写美术字、插图。

1967年12月，我16岁，随北京80中的大哥哥、大姐姐来到北大荒，由于我们在火车上非闹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农场领导看我们十分诚恳，就把我们35个知青从老连队改分到七星农场十二马架开荒队（后为6师25团7营74连）。开荒队只在上冻前抢盖出两栋家属房，连厕所都没来得及盖，哪能有黑板呢。知青们连锯带刨，自己钉了一块黑板。于是，我就成了报道组成员。麦收时，别人一天割1亩地麦子，我身体好，一天能割3亩地。收工后，手胀痛得扣不上扣子、拿不住筷子。在别的报道员都累得不愿动换的时候，我仍左手举着马灯，右手写黑板报。那时，我开始写些短小的表扬文章。1971年，我在整党建党中第一批入了团。大家选我做战士委员会委员，于是，我成了连队报道组组长。在常一武、段庭华、汪楠、耿桂英、徐雅丽等报道员的共同努力下，团广播站经常有我们74连的广播稿，黑板报工作也十分活跃。1971年初，我动员报道组成员都写一篇学习刘英俊的文章，投到报社后，只有我的那篇在《合江日报》上发表了。那年秋后，团宣传股调我去做报道员。我过去只负责黑板报插图，后来写过一些小文章，要给报刊写各种体裁的文章，我还真的不大明白。父亲给我寄来电大中文系的各种教材，我如饥似渴，夜夜苦读。第一次到4营37连报道春播，我的文章居然被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送采用了，这对我鼓舞不小。

20岁时，被调到25团政治处宣传股担任报道员。这是坐在机关的窗台上。

我们报道组原有四五个人，我到任后，1个上大学去了，2个被调到团直学校，1个被调到印刷厂，还有一个改作文教干事，报道组就剩下我1个人。后来，又调来2人，但经常被抽去参加春播、麦收、秋收工作组，做报道的常常就我1个人。25团是个大农场，80多万亩地，连队编号到80连，我深感我1个人跑不过来。于是，我就举办连队报道员学习班。办了几次学习班后，我感到，这种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人较多，采用上大课的方式，效果不是很好。我们的讲课，连队报道员不一定能够完全听懂，回去后仍然不会写稿。于是，我就尝试着办小型学习班，每次2～4个学员，就住在团机关，由我带着他们一起分析《兵团战士报》下发的报道提纲，一起下连队采访，他们先写第1稿，我给他们修改、润色后，把为什么这么改告诉他们，稿件在报刊发表后，连队报道员也破除了“见报神秘论”。经过2～3个月的培训，参加学习班的大多数学员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有些也能独立见报了，于是我1个人变成了几个人。原来，25团每年见报十几篇，到1975年时，25团年见报180多篇，从新闻宣传不突出的单位步入全兵团新闻宣传先进行列。除了经常见报的《兵团战士报》外，我们还经常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日报农村版》《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合江日报》《佳木斯人民广播电台》上报道25团的消息或人物事迹。我们还攻克了《解放军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在边疆的基层单位，能在全国性的大报上见稿，十分不易，上上下下都很高兴，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

1974年，我帮我的女同学朱守诚（现在是注册会计事务所的高管）整理到黑龙江省知青代表大会上讲用的典型材料，她从小身患小儿麻痹，是背着父母坚决到北大荒的。她自学针灸，天天锻炼和自我治疗，逐步改变了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状况，不但能胜任连队各项农业劳动，而且能扛着满袋的粮食上三截跳板。我随后写出了人物通讯《坚定的步伐》，先是在《兵团战士报》上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送，接着被《体育报》采用，后又被收入上海市小学三年级《政治》课教材。我多次受到师团的嘉奖，多次被《兵团战士报》《合江日报》《佳木斯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25团报道组也多次被评为“新闻工作先进集体”。1975年、1976年我两次在兵团和农垦总局新闻工作会议上介绍我们的新闻工作经验。

1977年，《农垦日报》调我和27团李晓华去担任编辑记者，结果，李晓华（现任上海《建工时报》总编辑）上任了，我却因为单位不同意放而没有去成。1978年，国家农垦总局的《中国农垦》杂志下发调令，调我去做编辑记者，可惜1个月前，我因被知青返城大潮裹夹，已经回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待业知青。（未完待续）

一路走好，周礼全先生！

gaowenchuan — Sun, 22 June 2008 18:59:21 +0800

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中国逻辑学会共同主办“周礼全先生追思会”，深切缅怀我国逻辑学家、哲学家周礼全先生。杲文川摄

一路走好，周礼全先生！

杲文川

戊子端午，噩耗从大洋彼岸传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周礼全研究员因病6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87岁。在京各大学纷纷送来花篮。中国逻辑学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南等省市的逻辑学会，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湖北大学等纷纷来信来电，表示深切哀悼。

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逻辑学会共同主办的“周礼全先生追思会”在哲学所举行。

参加追思会的有：哲学所党委书记吴尚民，副所长谢地坤，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黄心川、陈筠泉、姚介厚，学术界前辈知名学者黄楠森、范岱年和欧阳中石等，周先生的生前友好同事同行学生，逻辑学界的老中青学者80多人。南开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专程赶到北京与会。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蔡曙山博导将自己带的8位博士全部带到追思会上，向他们的师爷做最后的告别。追思会由邹崇理研究员主持，全体与会者先向周礼全先生默哀一分钟。

周礼全教授在讲授数理逻辑课程。王路提供

周礼全先生1921年12月8日出生在湖南吉首市。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1946年是从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清华、北大任教。1955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1962年评为副研究员1982年任中国语言与逻辑函授大学顾问（已培养学生50万人）、哲学所逻辑研究室主任。1983年晋升为研究员，连任3届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86年底离休。1988年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92年11月移居美国旧金山。1996年为中国逻辑学会名誉会长。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协会的中方主席等重要职务。

周礼全先生的著作、译作。杲文川摄

周礼全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在逻辑学和哲学领域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建树，为推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先后出版了专著3部，合著4部和译著3部，有两部著作获国家社科基金奖。他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深入浅出地阐明了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合理之处及其形式主义弊端。他的著作不仅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而且是应用逻辑方法进行哲学研究的典范，以清晰性和严格性著称。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一书，提出了一个以意义、语境、隐涵、预设等范畴为骨干的自然语言逻辑体系，描述了一种成功交际的理论。他的这一思想不仅在中国是开拓性的，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富有创造性的。这些独立研究的成果与国外同时期的奥斯汀等人获得的成就颇有类似之处。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极大促进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国内一大批学者沿着他开辟的方向，在自然语言的逻辑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领域继续前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周先生的《模态逻辑引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模态逻辑以及可能世界理论的学术专著。此书最后一章“模态逻辑简史”堪称模态逻辑史的专著，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周先生是在中国传播现代逻辑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在中国正确地传播传统逻辑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周先生坚决反对把传统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坚决反对对传统逻辑的种种歪曲。他协助主编金岳霖先生呕心沥血写作、反复修改高校教材《形式逻辑》。此书是新中国第一本克服了许多错误并渗透现代逻辑分析精神的高校形式逻辑教材，在逻辑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逻辑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家龙追忆周礼全先生的学品、人品。杲文川摄

在追思会上，一些老专家、老同事、老朋友回忆了与周先生的交往、友谊和周公的学品、人品、治学态度。他的先后弟子回忆了恩师宽以待人、奖掖后学、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学者风范。学生们称赞周公：“他的渊博（真）和他的仁爱（善）共同产生的宽容（美）使他已经达到一种真善美的和谐——这种境界是我辈可以向往而难以达到的啊。”

周礼全先生西南联大的同学、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哲学家黄楠森教授回忆、痛悼周礼全先生。杲文川摄

著名学者李惠国代表93岁的于光远先生发言后，朗诵了《痛悼周礼全先生》诗歌，诗中写道：“......公之治学，缜密严谨，兼容百家，自有主张。模态逻辑，探源拓荒，语言逻辑，铸就所长。公之为人，磊落坦荡，淡泊名利，宽容谦让。追求真理，正义伸张，社会责任，老而弥强。为道易明，为教易行，奖掖后学，桃李芬芳......言有穷兮，情谊无疆，无语凝噎，伏惟尚飨。”啊，学者们由衷尊敬的周礼全先生，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