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板报开始的新闻生涯（3）

 

                                                   杲文川

       1994年，我43岁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专升本班“充电”，成为全校年龄最大的本科生。这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编辑，每年要完成两万多元的上交利润，又要坚持学习，压力不小；每天我从方庄一带骑自行车倒海淀区的人民大学上学，冬季，顶风骑不动，辛苦得很。第一年我获得“牡丹奖”，全校近万学生仅评出27位。第二年，评选第三届全国"韬奋新苗奖"。在全国各地60多所大专院校学习新闻的博士、硕士、学士在一块评奖。一是要求每门功课成绩必须在“良”以上，二是评比在校期间发表新闻作品的质量、数量。我16门课程11门获得了“优”，其他为“良”，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学士学位。那年，我成了100名“全国韬奋新苗奖”获得者之一。

       1996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先后任编辑部主任、副刊部主任兼通联部主任。我终于实现了专职从事新闻写作、编辑的夙愿。社科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又有大批的学术大家宿儒，在采访的过程中，能与那些学有专长的大师级的朋友聊天，既能长知识，也是一种享受。12年来，我已经为罗尔纲、陈翰笙、季羡林、骆耕漠、余冠英、徐梵澄、杨向奎、巫宝三、费孝通、赵朴初、马洪、于光远、周礼全、吴承明、吴宗济、高莽、王仲殊、李有义、黄绍湘、汝信、叶秀山等200多位著名学者写过人物通讯或专访，也为艺术界韩美林、刘炳森、王成喜、司徒兆光、赵青、徐楚德等艺术家写过传记、通讯，还为许多知青荒友树碑立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中华读书报》《中华儿女》《留学生》《中国周刊》等报刊上。写新闻就要与人沟通，因此我也在采访中结识不少朋友，学到不少知识，得到不少欢乐。

       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一般记者写个消息就交差了，我总会发现许多新的新闻线索。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一个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研讨会。会上发一本书，书的内容主要讲“古代气候变迁”的事。作者是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自学电脑打出来的书稿。我觉得老人十分有毅力，我及时写了一篇通讯《寄予西部一片情》，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带动了许多高龄老同志学习电脑。

        2001年，我应邀参加四川甘孜州“格萨尔故里行”活动。活动30天，领导只给我10天时间，连来带去其实要占去四五天。那次去了7家电视台、20多家报刊。当地领导说，谁宣传我们甘孜宣传得好，我们就奖励谁。到年底时，我有80多篇宣传甘孜地区的文章、照片被《中国画报》、上海《旅游时报》《中华儿女》杂志等多家报刊采用，甘孜党委宣传部专门寄来感谢信和奖金，并邀请我再次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回京后，一直没有忘记《农垦日报》，北京只要有北大荒的活动，我都会与《农垦日报》联系，并及时写出稿件，发给《农垦日报》和《农垦工人》杂志，因此，《农垦日报》聘我为特约编委，《农垦工人》聘我为特约顾问。我为许多北大荒荒友写过通讯或是消息。

       我原本是将门之后，出黑板报是我的新闻起点，在北大荒的新闻干事生活使我在新闻实践中得到了锻炼，这段生活使我终生与新闻出版为业。37年来，我在一二百家报刊上发表文章、照片、诗歌、书法共计7000多篇。我还花费18个月的业余时间为我们25团（即七星农场）主编了一本800多页，内有170多篇回忆文章、200多张照片的知青图书《七星情思》。知青图书出版后，北京、建三江、上海分别召开了3次首发式，400多名七星荒友参加首发式活动，荒友们对此书反映热烈，有的彻夜通读，有的边读边流泪，有的义务作广告，有的介绍到日本内山书店代销。看来，我这一生与北大荒，与新闻出版要纠缠不休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