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板报开始的新闻生涯 (2)

 

                                                    杲文川 

 

 

       我从北大荒返城后，一边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实习编辑，一边在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上夜大学学习。这所学校的合办者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九三学社，教师中绝大多数是北师大和人大教授、副教授，有几位还很有名气，其中一位北师大曹述敬教授，从1939年起，就给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中国第一本字典的作者）当秘书，受到黎锦熙先生的亲炙，我们也就成了再传弟子。我的古汉语教师张之强教授后来成了北京市自学高考古汉语出题组的组长。我的写作课教授是北京市作家协会的著名评论家张同吾。那时，同学的有《中华儿女》杂志的社长杨晓怀、香港《文汇报》驻京联络办主任余量、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词典室副主任程荣等。

       4年的学习，使我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升。1982年，我岳父郭连刚（原国家体委球类司司长、中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作为中国羽毛球代表团的团长，率队首次参加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头天中国队以1：3落后，第2天以5：4反败为胜。原北大荒《兵团战士报》通联部的上海知青曹焕荣（现在为《人民日报》国内部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后，在人民日报体育组实习，他知道上述情况后，约我去采写一篇体育通讯。那时，《人民日报》没有体育版，中国第1次获得汤姆斯杯，却只发了个豆腐块儿，曹焕荣想用生动活泼的通讯来增强党报的可读性，改变党报只登政治、经济新闻的面貌。对于体育新闻，我当时根本还不熟悉。我接到任务后，先到中国羽毛球女队总教练陈福寿家进行侧面了解。男队回国的第二天早上，我就赶到队里打算采访总教练王文教，王文教当时还没有倒过时差，支应了我几句，找了个借口就把我凉在了那儿。第一次碰了壁，我并没有灰心，毕竟咱是北大荒锻炼过的新闻干事，这点子困难难不住咱。下午4点，国家体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刚坐下不久，正巧看见著名运动员韩健坐在我前一排。我拍拍韩健的肩膀，说，“您是韩健吗？”“是呀。”“您赢林水镜，最主要的心得是什么？”韩健说：“比赛前，我看了林水镜比赛的录像60遍。悟出一个林水镜的习惯，就是你给他放小球，他回球也是小球。我领先打到最后一局13平时，裁判问我要加赛1分还是3分。一般人打到这份上，都求保险要3分。我却要1分。打的过程中，我放小球，我知道林肯定回小球，早就等在网前，林放的小球刚刚过网，我啪的一拍下扣，球应声落地，我赢了关键的一盘，那位‘天王巨星’顿时傻在了那儿。”这个细节，刚说完就开会了。我岳父和王文教介绍了比赛的主要经过，不善言谈的运动员代表栾劲费了半天劲也没说出什么素材。回家写稿时，我真庆幸抓住了会前的5分钟，采访到一个生动的赛场细节。第二天，我把2000多字的稿件《他们怎样化险为夷？——汤姆斯杯赛追记》送到《人民日报》，很快就发表了，还配发了一张照片。这是《人民日报》发表的最早的体育通讯之一，因为是党报第一次登这么大篇幅的体育通讯，许多人在若干年之后，仍然记得这篇文章。

       我夜大毕业后，白天在出版社做出版发行部副经理（后来又做过总编室主任兼出版部主任），业余想写点东西。曹焕荣对我说：“不要写得太散，尽量往一个方面写。”我那时住在北京龙潭湖边，离国家体委训练局仅一站路，我上中学时，练过田径、游泳，也喜欢玩球类运动，36岁时获得过北京市“钟声杯”田径赛中年组铅球第4名，对体育并不陌生，于是，我决定集中写体育新闻。那时我刚34岁，精力旺盛，不知疲倦。每天下班吃完饭，就到训练局的各个宿舍里采访。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体育世界、体育博览、当代体育，还有一些各省的体育报，我是遍地开花。1985年1年就在各报刊发表体育新闻160多篇。体育新闻界有“南苏北毕”两位“名记”。南苏指《羊城晚报》体育记者苏少泉，北毕指《中国青年报》体育记者毕熙东。毕熙东以写足球为主，兼写其他。我经常写体育新闻，得到毕熙东赏识。他曾经几次给我《中国青年报》的整个体育版，让我放手去采写。我为中青报组织过田径专版、游泳专版、射击专版等。毕熙东给我起了一些笔名，像是多人所作。其中笔名“墨海”对仗我的名字“文川”，我很喜欢，沿用至今。后来，体育新闻成了读者最喜欢阅读的专栏，中青报进了3个记者。毕熙东分工时，他自己负责足球，马年华负责排球、乒乓球，只恒文负责篮球、体操，尹家和负责田径、游泳，宣布我为编外记者，负责他们不管的跳水、举重、技巧、登山、垒球、棒球、网球、藤球、柔道、摔跤、射击、射箭等一切他们不管的项目。

       我的体育新闻，一是写赛前分析，二是写赛后综述，三是写体育人物，四是介绍新的体育项目，有时还为《集邮》杂志写些体育集邮文章。在我的建议下，《体育博览》开辟“光辉一页”专栏，写优秀运动员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那一刻。编辑部责成我组织该栏目。我找到徐寅生、李富荣、王富洲、陈家全、黄强辉、陈福寿、徐开才、李淑兰、侯加昌等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一辈运动健将，请他们口述，我把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最精彩的比赛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这个栏目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有一次，毕熙东约我采写中国女子垒球队在新西兰参加的世锦赛。我坐国家体委的大巴车到机场。那天，欢迎仪式过后，我看中国女子垒球队总教练李敏宽上了一辆面包车，就跟了上去，并挤到他跟前。李敏宽是50年代从日本回国的华侨，他用自己的数理化知识分析垒球运动，把中国女垒调教成世界前两名的强队。我多次向李敏宽请教、采访，还写过1万多字的记述李敏宽的长篇报告文学，因此与李敏宽十分熟识，车里黑着灯，我开始发问。那时，还没有现代的录音设备，全凭脑子记录。因为得了世界亚军，李敏宽谈兴很浓。从场上局势变化、教练员指挥的战术技术、双方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在第几局得的分以及安打、本垒打、封杀、接杀等各种统计，我与李敏宽一问一答，1个多小时所说的，我都一一记在脑子里。采访完了，面包车也到目的地了。我下车一看，傻眼了。我以为这辆面包车该停在天坛东门体委附近，没想到停在了宣武体育场。已经凌晨3点多钟，没有公共汽车，那时也没有出租汽车，我回不了家了。正在为难，宣武体委院里开出一辆“崩崩”车。司机说：“跟我走！”我上了“崩崩”车。我与司机一聊，送我的司机原来是宣武体委副主任，与我岳父还很熟识。第二天，我根据记忆，写出长篇通讯《地上本没有路》，很快就在《中国青年报》上以半个版的篇幅通栏予以发表。

       在世界垒球100周年之际，我收到国家体委球类司小球处处长姜英寄来的一个“世界垒球100周年纪念封”。信中写道：“您是全国报道垒球最多的记者，在世界垒球100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国垒球协会向您表示感谢！”亚运会前，《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孟东明及体育部门领导宴请我，孟东明说：“别瞧我们报社有近200多个编辑记者，但对体育特别明白的不多，亚运会重大赛事多，你一定要帮忙！”《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周志春听说《工人日报》请我吃饭。对毕熙东说，你去跟杲文川说说，亚运会他得为《中国青年报》多出力。毕熙东急忙约见我，把一个信封拍在桌子上说："这是副总编给的车马费，采访时你不用骑车了！"亚运会前后，我写出一大批文章，其中，为《工人日报》采写的文章中，有两篇获奖。我连续7年被《工人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第5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时，报社特意发了一个上边写有“《工人日报》五连冠优秀通讯员”奖杯。全国得到这样奖杯的只有13人。同时4次被《中国青年报》评为优秀通讯员，1次被《集邮》杂志评为“好作者”。1992年，《北京日报》《北京人物》专栏以《业余记者杲文川》为题，以3000多字的篇幅登载了我业余新闻写作的事迹。《新闻三味》《中国青年报》《当代体育》等新闻媒体先后十多次报道我的有关事迹。随后，黄河出版社出版的《名记者的成功之路》一书，书中介绍了高尔基、邹韬奋、范长江等著名新闻工作者，我的事迹也收录其中，这只是忝列门墙吧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