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作为黑龙江省工作队队员，帮助友谊农场5分场8连出黑板报。

 

 

       从黑板报开始的新闻生涯（1）

 

                                                 杲文川

       我从小喜欢画画，后来在北京市朝阳区少年之家国画班学习，从小学4年级开始为班级和全校的黑板报写美术字、插图。

       1967年12月，我16岁，随北京80中的大哥哥、大姐姐来到北大荒，由于我们在火车上非闹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农场领导看我们十分诚恳，就把我们35个知青从老连队改分到七星农场十二马架开荒队（后为6师25团7营74连）。开荒队只在上冻前抢盖出两栋家属房，连厕所都没来得及盖，哪能有黑板呢。知青们连锯带刨，自己钉了一块黑板。于是，我就成了报道组成员。麦收时，别人一天割1亩地麦子，我身体好，一天能割3亩地。收工后，手胀痛得扣不上扣子、拿不住筷子。在别的报道员都累得不愿动换的时候，我仍左手举着马灯，右手写黑板报。那时，我开始写些短小的表扬文章。1971年，我在整党建党中第一批入了团。大家选我做战士委员会委员，于是，我成了连队报道组组长。在常一武、段庭华、汪楠、耿桂英、徐雅丽等报道员的共同努力下，团广播站经常有我们74连的广播稿，黑板报工作也十分活跃。1971年初，我动员报道组成员都写一篇学习刘英俊的文章，投到报社后，只有我的那篇在《合江日报》上发表了。那年秋后，团宣传股调我去做报道员。我过去只负责黑板报插图，后来写过一些小文章，要给报刊写各种体裁的文章，我还真的不大明白。父亲给我寄来电大中文系的各种教材，我如饥似渴，夜夜苦读。第一次到4营37连报道春播，我的文章居然被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送采用了，这对我鼓舞不小。

       20岁时，被调到25团政治处宣传股担任报道员。这是坐在机关的窗台上。

       我们报道组原有四五个人，我到任后，1个上大学去了，2个被调到团直学校，1个被调到印刷厂，还有一个改作文教干事，报道组就剩下我1个人。后来，又调来2人，但经常被抽去参加春播、麦收、秋收工作组，做报道的常常就我1个人。25团是个大农场，80多万亩地，连队编号到80连，我深感我1个人跑不过来。于是，我就举办连队报道员学习班。办了几次学习班后，我感到，这种学习班参加学习的人较多，采用上大课的方式，效果不是很好。我们的讲课，连队报道员不一定能够完全听懂，回去后仍然不会写稿。于是，我就尝试着办小型学习班，每次2～4个学员，就住在团机关，由我带着他们一起分析《兵团战士报》下发的报道提纲，一起下连队采访，他们先写第1稿，我给他们修改、润色后，把为什么这么改告诉他们，稿件在报刊发表后，连队报道员也破除了“见报神秘论”。经过2～3个月的培训，参加学习班的大多数学员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有些也能独立见报了，于是我1个人变成了几个人。原来，25团每年见报十几篇，到1975年时，25团年见报180多篇，从新闻宣传不突出的单位步入全兵团新闻宣传先进行列。除了经常见报的《兵团战士报》外，我们还经常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日报农村版》《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合江日报》《佳木斯人民广播电台》上报道25团的消息或人物事迹。我们还攻克了《解放军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在边疆的基层单位，能在全国性的大报上见稿，十分不易，上上下下都很高兴，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

       1974年，我帮我的女同学朱守诚（现在是注册会计事务所的高管）整理到黑龙江省知青代表大会上讲用的典型材料，她从小身患小儿麻痹，是背着父母坚决到北大荒的。她自学针灸，天天锻炼和自我治疗，逐步改变了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状况，不但能胜任连队各项农业劳动，而且能扛着满袋的粮食上三截跳板。我随后写出了人物通讯《坚定的步伐》，先是在《兵团战士报》上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送，接着被《体育报》采用，后又被收入上海市小学三年级《政治》课教材。我多次受到师团的嘉奖，多次被《兵团战士报》《合江日报》《佳木斯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新闻工作者”，25团报道组也多次被评为“新闻工作先进集体”。1975年、1976年我两次在兵团和农垦总局新闻工作会议上介绍我们的新闻工作经验。

       1977年，《农垦日报》调我和27团李晓华去担任编辑记者，结果，李晓华（现任上海《建工时报》总编辑）上任了，我却因为单位不同意放而没有去成。1978年，国家农垦总局的《中国农垦》杂志下发调令，调我去做编辑记者，可惜1个月前，我因被知青返城大潮裹夹，已经回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待业知青。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