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总编辑陈伯林

 

                                   黄德志 周用宜 杲文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创业时第一任总编辑陈伯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与她共过事的出版社的同志都深深地缅怀她！

       陈伯林1919年出生在广西梧州市。1938年于广西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后，辗转奔赴延安，进入抗大总校五大队和延安女子大学，学习革命理论。1938年加入共产党。1941年12月，入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学习，后任研究员、组长。1945年10月，陈伯林在热河地委承德分委任常委兼组织部长。1948年6月，调东北局工作，10月，任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科长、副处长。1953年1月，任国家计委办公厅编译处处长。1954年后，任国家建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后，任国家科委办公厅副主任、政研室副主任。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参加科学出版社筹建工作，任副总编辑。1978年，筹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总编辑，1983年被聘为编审。1985年离休。

       创建出版社初期，人员队伍不整齐，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编辑们挤在两间稍大的屋子里，陈伯林和其他同志合用一间背阴的小房间。她同大家一样，打扫卫生、打开水，从不搞特殊化。最初的编辑，有的来自部队，有的来自中学教师，有的因受到不白之冤刚刚落实政策回到城里，有的做过文字工作而没做过编辑工作，有的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为了提高编辑人员素质，陈伯林邀请三联书店的总编辑到出版社为编辑们讲课。陈伯林还安排“文革”前有编辑工作经验的余顺尧等老编辑编写编辑规则体例，经她反复修改后，在编辑组组织大家学习讨论。遇到太专业的书稿，陈伯林就安排编辑到研究所，邀请专家担任特约编辑，为出版社在学术观点、学术价值上进行把关，我们则进行统一体例、修改文法语法的技术性的把关，在合作编辑工作中向各所的专家学习。

       陈伯林鼓励编辑们听讲座、参加学术会议、自修或是参加业余学习，使得全社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周用宜来社时，陈伯林知道她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的民族专业的编辑，热情欢迎，还语重心长地鼓励她“要抓紧时间学习，多向周围有经验的老同志学习，不懂就问，勤动嘴，多动手，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她询问了周用宜的外语情况，鼓励她抓紧补习，使外语能够再提高一步。周用宜以前学过俄语，在陈伯林的鼓励下，又抽两年业余时间到中山外语学校学习日语，并取得了结业证书。当周用宜把翻译的一篇专业文章《女子成年礼》呈给陈伯林审阅时，陈伯林高兴地说，只要努力，总会有收获的。编辑部没有学历的同志个个边工作边努力学习，都先后取得了学历，有的还获得了高学历。

       铁路工人出身，自学成才的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陈伯林。

       选题是出版社的生命线，重大选题陈伯林都亲自出马，到国内名流、著名学者家里，登门求教，寻求支持。许多专家学者向出版社提供了他们倾注心血的扛鼎力作，或是介绍我们有价值的选题。所以，中国社科出版社一成立，就站在了较高的学术起点上，弥补了因十年动乱而造成的学术研究无书可读的缺憾。那时，中国社科院也成立不久，陈伯林积极配合社科院各个学科的恢复，积极参与社科院重大学术活动的出版工作。《中国经济事典》《日本经济事典》《国外经济名著丛书》《外国名作家传》《青年心理学》等许许多多图书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必读图书。陈伯林积极扶植新人新作，当年的许多中青年科研人员在社科出版社出书后成了名，后来成为了社科院的学术带头人。

       陈伯林鼓励编辑们积极约稿。1978年12月，黄德志从山西参加“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回来，陈伯林听黄德志汇报会议情况。黄汇报了在会上向著名学者任继愈、王明约稿，得到两位大学者支持的经过，陈伯林竖起大拇指夸奖黄说：“你能够组织到著名学者的大著作，真棒！编辑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抓大选题，这是出版社的生命线，编辑工作是出版社工作的中心环节......”后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多卷本先后在社科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德志在编辑《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一书时，书中多处提到《古兰经》。黄德志与陈伯林谈到此事，陈说："《古兰经》是阿拉伯语文中首先记载的典籍，阿拉伯人的理性生活和文艺生活都表现在《古兰经》里。中国穆斯林大众和宗教学术研究工作者盼望《古兰经》出版。如果，你能找到好的译本出版，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对阿拉伯宗教、文化、艺术的研究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在陈伯林的指导下，黄德志通过我院宗教所、哲学所学者的帮助，找到北京大学马坚先生翻译的《古兰经》，向社科院领导汇报，院领导同意出版，最后出版了《古兰经》，成为出版社的长销书。

       陈伯林是出版社年岁最大的几位老同志之一，她比我们要大二三十岁，又是从延安出来，见过大事面的老革命。但她从不摆老资格，她的爱人马洪同志(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长)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她仍然低调做人、勤奋工作。她不许别人称她"陈总"或其他官称，更讨厌别人叫她“陈老太太”。听到了，会生气地说：“我有名字，叫陈伯林，不是在家里享福的老太太！”所以，出版社的同志都称呼她“老陈”。老陈的一生和马洪一样，在政治运动中经历了比别人要多的多的风雨和磨难。因此，她特别能够理解下层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的心理和需求，她心地善良、善解人意，为人处事朴实无华。在别人困难时，她伸出援手；在下级出现问题时，她能爱护性地进行教育。为了帮助非亲非故的杲文川能够尽快转入出版社，她前后6次到人事局联系此事。

       她经常与同志们谈心、拉家常，无话不谈，使大家从来不感到她是高干，而是最受尊重的长者。她60出头时，仍上有老母，下有一群子女，还有身有残疾的女儿。她用博大的爱心，照顾年迈的母亲，支持马洪的工作，操心各个孩子的婚事、孙辈儿的杂事；同时，她又关怀着每一位同仁。一次，黄德志从通县的学术会议上赶回出版社，参加党组织活动。老陈关心地问她是否吃过饭，黄说不饿。老陈拉着黄德志到她办公室，拿出买来准备带回家的面包、香肠让黄吃，黄感动得含着泪水，浑身都感到温暖。

       老陈虽然生活俭朴，但十分注意个人的仪容风度。什么时候见她都是衣着得体、仪态端庄的样子。她梳着齐耳短发，上身是利落的的卡上衣，裤线笔直、皮鞋闪亮，加上一双炯炯有神的亮眼。一看就是位精明干练的老干部。她发现哪位女同志因家务繁忙而不修边幅时，就会悄悄地说：“女同志再忙，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给人予己一种美感，既可提高自己的品味，也可提升单位的外部形象呀！”在她的带动下，出版社的老老少少的也都利利索索的了。那时，大家都是每个月几十元的工资，中午都带饭。老陈也和大家一样共进午餐。谁带来了好东西，大家都会伸一筷子，参与共享，浙江人任佩炯做的汤圆、年糕，四川人江贤琛做的凉面、米酒等，都是大家交口称赞的名小吃。每逢过年过节，社里给每个职工补助3元、5元，老陈就交给任佩炯、杲文川等人去操办采买，再组织大家一起做饭。就这么几十元钱，加上大家从家里带来的，居然能够满满的做出一大桌子名目繁多的菜肴。那时，人与人的关系简单，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真挚，编辑们从来都是相敬如宾、敬老爱幼、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这么好的领导手下，人人心情畅快，个个勤勉工作，气氛极为融洽。每当我们想起出版社创业时艰难的起步，每当我们怀念编辑部的那段黄金岁月，我们怎么能够不怀念我们的好领导、好师长、好长辈陈伯林总编辑呢？

       马洪和陈伯林夫妇在同一年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那一代革命者胸怀革命理想大志，一生中忍受了多少的屈辱与苦难，仍然用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感染、教育我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用自己的真心、爱心温暖我们。老陈始终以公仆的姿态与出版社的职工相处在一起、凝聚在一起。

       我们永远怀念可亲可敬的总编辑陈伯林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