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      (网上资料)

          毛主席称他“娃娃书记”

   

                   ——记社科院外文所编审郭家申

        

                                                                           杲文川 

     在“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评选活动中,外国文学所原副所长郭家申的译著《艺术及其最新形式》获得了二等奖。

 郭家申是新中国培养的较早的留苏学者。他19358月出生在河南南阳市七里园乡达士营村。194910月,他正在河南南阳中学念初中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同学们速记了新闻,并连夜用黑板报的形式将这一特大喜讯公布出去。1953年,郭家申考入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一年后,又经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的一年培训,他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学习。

 

1957年,郭家申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对中国留学生的重要讲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名言就是在这次讲话中说出的。毛主席在讲话之后,又和邓小平、乌兰夫、陆定一等领导人参观了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哲学系的中国留学生宿舍。毛主席十分关心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他进到宿舍里,问寒问暖,还拉开壁橱,看看留学生的衣服能不能御寒。当毛主席与郭家申握手时,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向毛主席介绍说,郭家申是文学系党支部书记(当时是副书记),毛主席笑着说,这是一个“娃娃书记”。

 

 这次讲话和会面使中国留学生深受鼓舞和终生难忘,中国留学生们都能牢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在苏联刻苦学习,党支部还组织学习较好的同学主动帮助过去文化底子较差的同学,力争使每个同学不掉队,不给中国人丢脸。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精神得到了莫斯科大学教授和苏联同学的钦佩和夸赞。

 

 1960年,郭家申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苏联东欧研究组,从事苏联东欧文学的译介研究工作。当时的文学所人才济济,群星灿烂。何其芳、俞平伯、钱钟书、卞之琳、余冠英、蔡仪、李健吾、罗大冈、罗念生、杨绛等文化名人都在文学所工作。俄罗斯、苏联东欧研究组也有戈宝权、叶水夫、曹葆华等著名翻译家、研究家。他们都对郭家申的成长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戈宝权研究员当时是苏东组组长,戈宝权1913年出生,从小受过我国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的启蒙,1935年就去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联记者,后作过外交官、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多所大学名誉教授。戈宝权是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学者,又是国内外公认的普希金研究专家。郭家申常常向戈宝权求教,戈宝权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有的问题戈宝权一时回答不上来,戈宝权肯定会回去翻阅图书资料,总会给郭家申一个圆满的答复。郭家申从戈宝权老师身上学到了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解决具体问题一追到底的科学精神。戈宝权外出考察参观,笔记本从不离手,各地的历史典故、风土人情、习惯特点记得清清楚楚,以至“文革”抄家时,戈宝权光笔记本就被抄走整整一箱子,戈宝权平时注意资料的积累,所以他天南海北知之甚多。郭家申又从戈宝权身上学到了虚心好学,点点滴滴积累资料的好习惯。

 

“文革”期间,中科院的学者们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郭家申被安排到菜园班,与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杨绛在同班种菜。杨绛1911年出生,曾在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后,先后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研究员。在菜园班,年轻人主动让杨绛干轻活,杨绛也很关心一同劳动的年轻人,有时会买个西瓜招待大家,她发现有的年轻人经济窘迫,也会悄悄的支援一些。每当做善事时,杨绛会开玩笑地说,我这可不是“腐蚀”青年人哦。因为“文革”期间,杨绛等老专家都被当成“反动权威”,受到了极“左”路线的迫害。

   

       已经72岁的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编审郭家申就是当年毛泽东主席称呼的“娃娃书记。”                             杲文川摄    

     杨绛的先生、著名学者钱钟书和戈宝权恰巧是文学所和外文所在干校期间的通讯员,负责到集镇的邮电所取送信件、报刊。菜园班就在干校通往集镇的路上,有时钱先生和戈先生路过时,会到菜园班来坐一坐,聊几句。虽然是在乡间,学者们经常会为了一个问题争论的面红耳赤,而这些学术大家也能与年轻人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每每想到当时在小范围里的那种民主自由的学术空气,郭家申都会由衷地敬佩那些学贯中西的学术前辈,感谢他们对年轻人的宽容大度和悉心培养。有一次,菜园班议论中日建交文件中提到的“一衣带水”一词的出处,杨绛一时也没能说出来。还是后来请教了钱钟书,大家才得到了准确的答案。

     尽管因为“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各种运动耽误了不少宝贵时光,但郭家申始终没有忘记毛主席当年的殷切期望,一直在默默地学习和积累资料,一直在勤勤恳恳地工作。他翻译的名著有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夜》、《化身》、《女房东》等20余部。他与同事合作出版有《苏联文学史》(3卷)、《现代苏联文学》、《当代苏联戏剧》等著作。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研究所逐步恢复科研工作,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急需研究资料,所里决定让郭家申去主持资料的搜集、组织翻译和出版工作。郭家申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出任编辑部主任,他参与编辑和主编了《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大型外国文学刊物《春风译丛》,国家“六五”和“七五”社科基金项目《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80种)和《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30种),《世界中篇小说经典》(俄国卷)、《70年代苏联中篇小说选》等百余种书刊,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做了许许多多铺路架桥工作。其中,《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还获得过国家的特别奖。因工作努力,成绩显著,他从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编审,并担任过副所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等职务。1983年,郭家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获中国作协颁发的文学编辑荣誉证书,同年获中国社科院党委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证书。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郭家申退休后仍然一边搞科研,一边担任老干部支部的书记工作。他虽然年过七旬,做了几十年党的书记工作,各种事务很多,但他仍抽出时间从事《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和《高尔基三部曲译注》等科研工作。他关心老干部,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无私奉献的工作,2002年和2004年两次获中国社科院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证书。